我走麦城

 


我走麦城 


 


   宋如郊


 


一个人的“成熟”是由人生中若干个“第一次”造就的,一个教师的“成长”是由经历中若干个“第一次”促成的,我的所谓“发展”当然也离不开若干形形色色的“第一次”。在这些“第一次”中令我终身难忘的多是走麦城的记忆,而恰恰是走麦城的经历对我助益良多。


糟糕的起步。1983年我考入东北师大中文系,经过4年努力学习,终于迎来了毕业,在毕业实习前夕,系里组织了一次模拟实习。所有同学热情高涨,我也十分激动地期待着。记得是晚饭后,在中文系的一间小教室,我们小组的十几位同学逐一走上讲台试讲。指导老师严肃地坐在台下,一一点评,现场纠错、示范。轮到我时,我心里一热,一个箭步冲上讲台,刚刚站定,只觉血涌上来,眼前的同学老师变成重影,影像发虚。我竭力定了定神,开口讲课,但猛然间大脑空空如也,全然忘却事先准备好的一切。人们都在盯着我,万般无奈,我不知所云起来。说了不知多久,老师忍不住笑出声来,示意我停下。老师大笑着对我说:“你像一只猴子!……”后面的话我听不大清楚了。眼前只见同学们一派热闹,你方唱罢我登场,气氛热烈至极。我的心一凉到底:我觉得十分对不起老师和同学,对不起父母,对不起母校。


我感到一片茫然,“人生”“职业”“教师”这些概念倏然之间变得很坚硬很实在,却又很脆弱很虚飘。用功这么多年,自己还能不能做的了一个“老师”?这次模拟实习的失败几乎把我的信心摧毁,把我对未来的一切美好的想象打得只剩一地碎片。这次沉痛的经历给了我极大的教训,使我明白:一个人光有自信是不行的,没有实力支撑的自信只是可笑的自负。要想当“老师”,只能苦练真功夫,死读书、读死书是没用的,现在需要的是“转化”,从“学生”变成“老师”。


失败的汇报课。毕业实习的学校是吉林省实验中学,总的来讲还算顺利,我受到了学生、指导教师、带队教师的好评。我尝到了努力转化的甜头,对当“老师”又有了信心。毕业被分配到东北师大附中高中以后,我拜师学艺,潜心揣摩,努力提高。语文组对公开课的管理非常严格,校内公开课,德高望重的老教师要上示范课,中青年骨干教师要上研究课,年轻教师要上汇报课。我参加工作第一学期,勉强有资格上汇报课。虽然课前老教师对我说不要紧张,这类课就是家常课,按照常规做法上就可以了,但我还是能从学校重视的程度、同类课堂庄重的氛围感受到巨大的压力。但我有信心,并且产生了一种欲拒还迎的心态。当我真的站在学校二楼的大教室的讲台上时,忽然感到自己的渺小、无助和孤单。学生们神情凝重,他们分明从我的眼神和僵硬的面部肌肉上看出我的紧张。他们刚上高中,这种场合本来就使他们压抑,但没有想到更糟糕的是老师比他们还紧张!我只觉得脚下轻飘飘的,手心一直出汗,浑身冰凉。话好像不是从我的口中说出来的,那声音仿佛隔着一层幕帐,从一个遥远的地方传来。我乱了阵脚,失了从容,机械地背诵起了教案。在距离下课时间还有5分钟的时候,我无事可做了,干脆宣布下课。老校长一句话也没说,沉着脸离开。


这次公开课对我打击沉重,我有一段时间很消沉。但我清楚,自己没有退路。我的同门师兄张玉新对我说:“你现在是‘油梭子发白——短炼(练)’。”这正是症结所在。我也痛感自己亟需提升和改变。我不停地思考,不停地追问,不停地从身边成熟教师、成功教师身上寻找我未来的影子。我渐渐意识到,我需要规划一下我的业务发展之路,我需要像良师名教们那样,用读书、实践、反思来充实人生,走好我的专业发展之路。


被学生挂在黑板上。如果有人问我,当老师的最感尴尬的事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被学生挂在黑板上。我有切身体会。教第一届学生时,讲司马迁的文章,正当我兴致勃勃大讲有关作者的背景信息时,一个女生举手提问。我非常高兴,因为这段内容我准备得太充分了,绝对有把握回答任何问题。学生十分认真地问:“什么是宫刑?”我很意外,立时愣住,不知如何解答。全班同学也愣了一下,旋即有学生笑起来。我勉强地解释说:“就是腐刑。”提问的同学露出丝毫不解的神情,我也意识到这个解释无济于事。笑声从各个角落传来。我思维停滞,僵在讲台上。提问同学不知大家为何发笑,看到我无法回答也尴尬起来。最后我草草应付一句:“你自己查一下辞典吧。”


这件事在我心里堵了很久,至今,当时课堂上的尴尬情景仍历历在目。我无法原谅自己。表面上看,这是个普通教学事件,教师缺少经验,缺少应付突发事件的教学机智,但深层原因却是实践不丰富、不深刻、不全面的问题。这件事使我下狠心把自己“浸泡”在教学生活中。


听课的实践是使我终生受益的。东北师大附中有给新教师配导师的传统,我的导师李光琦教学风格非常独特,在学校自成一派。我老老实实地听了他三年课,完成了一个高中的教学循环。组内外的教研交流活动也多以听课评课的形式进行,我是有课必听。我一直认为这是我教学水平和能力能够迅速提升的关键。


同台竞技输给师弟。我第一次参加省级赛课活动是1995参加吉林省第三届教学新秀评选活动,学校领导十分希望我能获得第一名。抽签决定了我要上一节初中的课,学生自带。为了确保我拿第一,师兄张玉新决定把初中精锐、他亲自调教的实验班给我上课用。他亲自动员,又是铺垫,又是打气,把学生的精神状态调整到最佳。我的最大竞争者是吉林省实验中学的杨晓雷——我的师弟。我虽然第一次上初中课,但是我听过大量的初中课,信心十足,志在必得。然而我遭遇了“滑铁卢”,我的课堂被我弄得僵冷死硬,最后草草收场;师弟的课堂高潮迭起,博得满堂喝彩。


我无地自容。一种难以言表、莫可名状的东西萦绕着我:是苦恼?是痛苦?是郁闷?是无奈?实在说不清。我似乎不认识自己。我迫切地感到自己的教学如果仅仅停留在“技艺”的层面,必然会就此“死”去,不必说形成自己的风格,就是连特色也谈不上。我缺的是什么?我缺的是对语文教育、教学的“道”的探寻和理解。因此提高核心竞争力唯有努力“求”道。求“道”必反思,反思贵在否定和超越。否定,重在自我否定、敢于面对失败。而面对失败首先是承认失败,然后对失败进行深刻认识。超越,则是在否定基础上的自我突破。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跳出课堂看教学,二是跳出科组看教研,三是跳出学校看教改。


于我而言,“跳出课堂看教学”,即是将课堂教学所思所得用论文形式表现出来。我的第一篇公开发表的论文是张翼健先生约的稿,是一篇备课旨要,发表在《吉林教育》。此后每有反思就整理出来,或发表或参赛或宣读,促进了我教学理性的生成和发展。“跳出科组看教研”,是说要参与较高层次的课题活动。我参加的第一个课题是朱绍禹先生指导,王光龙先生、佟士凡先生主持、领衔的全国教育科学“九五”规划课题。认真地做课题须舍得对自己“压榨”,是极佳的锻炼,对构建宏观的教学思维,打通课内课外,形成良性的学思——行思互动最有帮助。所谓“跳出学校看教改”,指基于本校教改实际,广泛汲取同行教改成果,促进自我专业思想和境界的提升。


多年来,我总是珍藏着败走麦城的记忆,我经历的一些关键时刻中,那些关键人物和事件促我成长,助我超越。

令人尊重的语文人——陈钟樑

 


令人尊敬的语文人——陈钟樑


 


宋如郊


 


我对陈钟樑先生的印象非常好:


他不装;


他不做作;


他没有架子;


他上课轻松自在;


他课堂上很幽默;


他的课堂有智慧,举重若轻;


他有新鲜的、确属于自己的思想;


他看问题很有眼光,说问题很有分寸;


他做教研而且敢于亲自上课;


他不仅做教研而且70多岁还敢于亲自上课;


他在同一代成长起来的名师名家中是常青树、不老松。


 


我因为没有机会与老先生说过话,所以不敢随意谈论其他话题,我只有幸在深圳市南山区听过他上的一节课,在深圳市罗湖外国语学校听他评过一次课,印象美好。他是令人尊敬的长者,我相信他在另一个世界照样会愉快、幽默、平实、朴素、智慧而深刻地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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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给我们的建新老师
江南梦忆



    唐老师的荣退之日将近,我早该写点关于建新老师的文字,可是,每每举笔,思忖良久,最终又不得不放下,实在不知从何说起。十年的相遇,十年的引导,十年的教诲,从课堂教学到编写教辅,从发表文章到出版专著,每一次进步,无不包含着建新老师的期待鼓励和敦促,无不浸透过建新老师的心血。
    在乐山同乡的眼里,唐建新是所长;在南山语文同辈心中,唐建新是主任;年轻的南山语文人的心中,他是一位慈父;而在我眼里,他却始终是老师。我从未以“主任”称之,而是一直这么固执地称他为唐老师。古人有一字之师,来深十年,我算是拜学于唐师门下,岂止是学到千字万字?唐老师这个称呼不会因为时空变换而发生变化,我对唐老师的感激和敬意,也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有丝毫的减损。
    第一次见到唐老师,是2001年8月在南山区作为全国首批课改实验区的新课程培训会议上。当时,一个月前从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降落南山,我很有些心高气躁,为自己无奈地回到中学教坛尚存些许不甘和无奈,因此,第一眼看到南山中学语文教主般的唐建新老师——我们的语文教研员,并没有发现他有什么过人之处,外表不够潇洒,身材亦不够高大,却还壮硕,一张宽脸,半长的头发很认真地往脑后梳过去。其后两天的学科培训阶段,他却像一位导演,为我们上演了一出新课程培训的好戏。在这里,我第一次聆听到区内名师的讲课与风采:王润梅老师的细腻和严谨,她给我们展示的精致优美的学生作业,让我感受到王老师的职业快感;蒋波老师双手一摆就逼真地写成一个大大的“一”字,他的艺术风采,对书法的精通,对诗词的酷爱,还有他满身的才气一下子就感染了我;侨中的一位女老师,是一名出色的班主任,从她的言谈中我认识到她的学生工作做得相当细致。这些老师的培训课一下子改变我的看法,让我感到南山中学语文教坛竟是藏龙卧虎之地。后来才意识到,这次培训只不过是唐老师擢拔先进、奖掖后生的一个剪影。接下来的十年里,唐老师一直如此,南山中学语文界,谁有思想,谁有文采,谁肯吃苦,谁有眼界,谁有创造力,他都一清二楚,知人善用,鼓励敦促,谁有了成绩他都会猛烈地宣传并向高人推荐。为此,南山语文新人层出不穷,走向省内外,走向全国,也便不足为怪了。一年之后,我竟也成为中学语文培训教师,从七上讲到九下,从南山讲到广州,从省内讲到省外,一直讲到全中国,全都因为建新老师搭建的很好的平台。
    南山成为全国首批课改实验区,2001级的初一教师便成为第一批敢于吃螃蟹的人。新课程培训会议的领导席上,课改新风尽吹,欧风美雨的先进理念猛传,但是,新课程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课堂教学怎么开展?学习方式如何转变?领导们不会关注这些行动细节,而唐老师却做到了。在后来两天的学科培训阶段,唐老师首开先河,用小组学习的方式,让大家分组讨论,每个小组选出组长、书记员、发言人等角色,组长召集组员讨论问题,书记则负责记录组员的意见,每个小组把意见集中起来,写在一张大白纸上,最后推选发言人,分享交流讨论结果。讨论交流中,每个人都参与其间,都发表自己的观点。这种学习方式让我大开眼界,感觉到新课程到底不同一般。三年之后,当我参加深圳市教师海外培训学习,聆听美国教师上课的时候,才猛然发觉:我们的唐老师早在三年前就已经向我们亲自传授这种学习方式了。唐老师或许没有我们这么幸运,这么近距离地倾听美国教师上课吧?那么,他的理念是听来的,他把别人口头的理念,变成了操作实践,他的指导是创造性的。
    初来南山,我骨子里很清高,当时手里攥着教育部国家汉办颁发的对外汊语资格证书,我一心想着谋求机会公派出国,或者读个博士学位什么的,希望有朝一日逃离南山,离开中学教坛,可是,最终也未能逃脱南山语文人的宿命。三年之后,我便不再想逃离,而是踏踏实实地做着我的中学语文教师,因为唐老师带着我们做课改,开设公开课录像课,编写教辅,做课改培训,撰写并发表论文,还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这些让我有了成就感,我找到了职业的幸福感。尤其是2004年去了趟美国,有了自己要做的事情,我就更加不愿意再离开这个地方。
    在教学比赛中拿奖不是我的强项,但这些年却也还在这方面有所突破,全都因唐老师的引导和鞭策。2001年9月的某一天,广东省教研员冯善亮老师来到南山,唐老师陪他一起到学校听课,了解课改情况。那是没有打招呼的课,这是我的第一次被听课。当时正在做综合性学习活动《我爱我家》,学生们拿着事先带来的家里的珍贵物品,一枚邮票,一张书法,两张照片,或是一本老旧的字典,等等,上讲台很深情地为同学们讲述家里的故事,有的含着泪在讲述,同学们各有各的精彩。唐老师一听觉得有意思,便马上要求学校派电教老师来录像,下课时还要求补录前面缺失的部分,因此,我便有了第一堂《我爱我家》完整的录像课。虽然它不是正式出版物,但却成为我和我的学生们最珍贵的档案资料,至今留在我的抽屉里。
    2002年1月,第一次全国课改实验区培训交流会在我的学校举行,会议安排了几节公开课,其中有我的《戏曲大舞台》。学生们表现极好,这堂课上得很成功,反响很好。第二年的5月份人教社再次来南山录制这堂课,而从来不喜欢重蹈覆辙的我,便去借班上课,所以后来出版发行的这个版本并不如我自己的学生上得好。第三年,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来录制了我的《话说千古风流人物》课例,唐老师和高老师两位先生为我的课做了精彩点评,非常感激。2009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又录制了我的高中必修课文《烛之武退秦师》说课。每一次录像课例之前之后,唐老师都付出很多,看教案,提出修改意见,几易其稿,有时弄得我们自己都烦恼不堪,可他却不厌其烦,要求做得尽善尽美,不留遗憾。
    因此,我们的公开课做得好,他比我们还高兴,如果做得不好,他会比我们更在意,对我们的严厉批评便是免不了的。
    我上课有一个非常致命的弱点,就是不喜欢把一节课翻来复去的倒腾几遍,今天请这个人来指教,明天又请那个人来把关,反复琢磨,直到教师在课堂上要说的每一句话都定格了为止,我坚决不喜欢这样做,理由是“我不会演戏,记不住台词”,实际上是我不愿意花费太多的时间来做一节课,即使面对公众上公开课,也是这样。我的做法很冒险,为此,我有过滑铁卢的经历,而且还不止一次。当然,因为我没有付出太多精力,失败了,我也不会太在乎,为什么?这是我的本色,我本无能啊。我就是这么固执。有时候,唐老师也拿我没办法。
    记得2002年,我第一次为深圳市上公开课,在全市初中语文“走进新课程”研讨会上展示教学课例,课题是综合性学习《我爱我家》。也许是因为曾经上过这一课,学生做得很好,便麻痹大意,也许是因为我太随意,压根儿就没有把第一次在全市亮相当作一回事。公开亮相之前,我竟没有在学校试演,更没请唐老师来把关,最后,他觉得我这堂课上得不好,似乎给南山丢脸了,回来的途中,还在车上,他就当着区里许多语文老师的面,毫不客气地批评我,说我没动脑筋,没研究,不重视。后来听说,我下车以后,润梅老师告诉他:“你这样批评爱娣,以后谁还愿意给你上课啊?”事实证明,一向大大冽冽的我没有计较唐老师的批评,后来他找我上公开课,我仍然没有推脱,而且吸取教训,开始认真研究了。这样便有了我的《戏曲大舞台》《话说千古风流人物》,以及《烛之武退秦师》等课例的录制出版。现在想想,老师批评学生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孔子还经常批评他的弟子呢,子路挨批评最多,因为他鲁莽直率,而宰予受到的批评则比唐老师对我的批评要严厉得多,至少唐老师还没有骂过我“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污”之类的话。
    在为各地教师做教材培训方面,唐老师对我的要求也甚是严格。记得2002年7月,人民教育出版社在广州华泰宾馆为广东省骨干教师做教材培训,唐老师带着我去现身说法,为全省的骨干教师讲课改经验和心得。这是我为各地老师做教材培训的第一次,也是第一个走出南山的培训教师。中午到达广州,在宾馆吃过午餐,我就跑到暨南大学去找我正在读博士的同学玩儿,直到夜里11点钟才回到宾馆。回来途中,还在路边音像店淘了一大把班德瑞的音乐光碟,正洋洋自得。一回来,唐老师把我叫过去,问:“明天讲什么?”说着便要我把要讲的内容复述给他听。天哪,我哪知道讲什么?要我讲讲晚餐吃了什么,我们都去哪儿玩了,暨南大学校园是不是很漂亮还差不多。我一时语塞,坐在电脑前面半晌没有说出话来,打开课件,仍旧是一本糊涂账。见此情景,唐老师说话了:“回去把课件重新做一遍,晚上不要睡觉了!”刚才玩乐的兴致,被他一瓢冷水浇得透心凉。可是我也没有办法,只能彻夜不眠了。当时还没有外出带电脑的习惯,用他的电脑,没装五笔字型,用拼音打字,更是把我折磨得够呛。他说我曾经引用的“语文是什么”的诗歌很好,可以借鉴,可是资料没带来,我只好打电话,让爱人在电话里念给我,记下来。这一夜我一直忙到凌晨四点钟。与同宿舍的人教社中语室王涧博士闲谈,才得知唐老师早已被她称为“拼命三郎”了。有了这个不眠之夜的经历,后来外出培训,我再也不敢轻视或怠慢了,而是认真地对待。也许有人会认为,我能走出南山,去全国那么多地方培训,是唐老师对我的偏爱,其实他们不知道我曾经历过如此不让睡觉的折磨。
    从这次培训开始,2002年8月,再次应邀去昆明给云南省骨干教师做培训,并于第二年收到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聘书,聘我为中学语文教材培训团讲师成员,一做就是八年,走遍大江南北,为二十余省市地区的教师做培训几十场。曾记得每次接受任务,外出培训时,唐老师都会就培训专题提出严格要求。他对我说过:“培训团的其他成员,他们或是省市地区的教研员,或者是大学教授,他们有名气,有地位,而你是一线教师,你必须认真,用实力说话,只有这样,才能站得住脚!”正因如此,我的每一场培训,在人教社培训后的调查回访中,听课老师给我的评价和打分都很高,也正因如此,我才能这么顺利而幸运地为人教社教材培训做了八年。在长达八年的教材培训中,全国许多地方的老师认识了我,我也认识了中学语文界的许多名家、高手。唐老师又告诉我,见到他们,要虚心请教,他们谁谁谁是哪个方面的专家,对哪项研究有专长,甚至他们的博士论文研究什么,他都一清二楚,让我一定要向他们请教。这又给我指出一条向名家学习的路径。
    如果说十年来我在语文教学方面有什么长进的话,唐老师功不可没;如果说他还愿意把我当作学生来培养的话,那是因为他发现我虽然做事毛糙,但竖子可教,我能吃苦,还算勤奋,而且脑袋瓜子也还算有点灵气,能做点事情。
    十年来,跟着唐老师编编写写的事情也做了不少。区内老师共同编写的正式出版的初中教辅练习就达20本次,设计的教学案例也很多篇,除了初中发表和出版的,我编写的高中语文的《儒林外史》教学案例还收录在《中国小说欣赏•教师教学用书》里。
    在所编写的初中教辅里,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探究•活动案例》一书是我最喜欢的,也是做得最开心的一套书。记得当时,人民教育出版社只给唐老师提供了一个思路和要求,没有样章,也没有具体的做法,他们也不知道这个东西最终能够做成啥样子。唐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递给我一份模糊不清的传真件,叫我回家去创造。也许是因为没有镣铐的束缚,我便可以自由地舞蹈,把我尚存的一点想象力和对文学的喜爱这点雕虫小技全都用上了,我的《我与文言先生有个约会》、《如此识字》等篇章,《岁岁年年人不同》的小剧本,至今仍是我自己钟意的文字之一。我做的这个单元不是练习,而是语文活动案例,我编写的内容全是自己的原创,那种快乐感很好。任务完成后,稿子发出去,过了一段时间,突然接到他们唐老师,他却十分欣喜地告诉我:“你写的东西,人教社非常满意!”他把“非常满意”四个字咬得很重,说得很清楚。因为我的样稿他们很满意,人民教育出版社就把这一套书全部交给唐老师主编,这样南山语文老师又多了一件忙且乐的事情,一做就是六本书,六个学期。
    在唐老师面前,我们始终是学生,只要是他分派的任务,只要是与语文有关的事情,他都会严格把关,尤其是外出开会,在会议上发言,他必定要求做好课件,有时三遍五遍地修改,还要求自己试讲,算准时间。今年8月第四届“人教杯”会议上,南山三位老师的发言得到专家组的好评,被称为“南山现象”。会后一起在街上散步时,唐老师表扬了我们,马蓉老师当时就笑着说:“我的发言别人怎么评价我不在乎,只要唐老师满意就好。”而我永远记得,我的稿子被逼着要求修改五遍,而且他还要求我必须对着课件试讲,掐准时间,不能超过十分钟。
    我的《美国语文教育》的写作与出版,唐老师付出了很多心血,我不能不感激唐老师。
    来到南山三年之后,我被通知有资格参加深圳市教师海外培训前的英语考试,居然考了78分,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唐老师,他很高兴,当时他就说:你将是南山区享受海培的语文教师第一人。当我正式被通知成为海培学员之后,他便交给我任务,施加压力,从美国考察回来,他就要求我给全区中学语文教师做了关于美国语文教育的讲座,要我为老师介绍美国语文教育情况。其实,在美国考察的时候,我并不知道自己究竟能搞出什么名堂,更不知道我怎么去写美国语文教育。我把自己思绪混乱的提纲发给唐老师看,他们立即帮助我整理思路,提出建议,最终迫使我在十分艰难地完成了美国语文教育的写作,如果不是他的期待,不是他的引导,不是他坚定不移地认为做这件事情“有意义”、“功德无量”的话,或许,我的《美国语文教育》早就胎死腹中了。因为做这件事情非常艰难,美国五十个州五十套标准的杂乱无章,成堆的英文资料,散乱的零零星星的片言只字,如何才能组成系列的像后来这样十一个章节的符合中国教师思维方式和阅读习惯的书稿?我痛苦过,烦恼过,几次想到要放弃,毕竟,没有它,不写《美国语文教育》,我也照样活得很快乐,很浪漫,很光荣,很幸福。可是,唐老师不答应,他认为我必须做,必须把它进行到底。有时是鼓励和期待,有时便是强制加逼迫。当我灰心,气馁,犯难的时候,他便鼓励;当我粗制滥造,胡乱地写的时候,他是毫不客气地批评。我的美国语文教育,历时两年,六易其稿,增删数次,他都提出自己的宝贵意见,向外宣传推荐,他也是煞费苦心的。从上海教育出版社,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到最后被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欣然接受,最终付梓出版,唐老师费了很多心思。
    从美国回来之初,有一次去办公室请教问题,跟他谈起有关写作内容,他便带着鼓励的语气预测道:“明年将会刮起一阵爱娣旋风!”从来对名利无所求的我,认定自己是笨拙的无名小卒一个,微尘一介,怎么会有旋风刮到我头上呢?对此,我不置可否,以为唐老师比我还可爱,很有理想色彩。其实直到今天旋风也没有刮起来,只不过,它的影响却在渐渐地扩大。
    美国语文教育即将付梓出版,出版社希望扩大书的影响,希望我找些名人写序,而唐老师告诉我“不必找”,理由是,第一,你认识的名人不多,他们不了解你和你的美国语文,第二,他非常看好这本书的价值和质量,因此,决定素打扮,不请名人写序,不请名家推介。但是,书稿一旦出版,他便不断向外推荐,希望在全国语文界产生影响。当学校决定为我的书举行首发仪式时,他非常支持。从各地语文界权威人士手中,搜集评价文字,因为都是朋友间的阅读与观感,不是应付媒体的采访,于我,那些评价非常真诚而珍贵。唐老师还亲自为我的首发仪式撰写对联:“以开放的视角关注前沿,以科学的态度创新教育”。
    在《美国语文教育》首发仪式上,深圳市教育局唐海海副局长这样评价南山教育:“南山为什么能够创造教育奇迹?因为有一个团队,而这个团队共同的特点是有理想、有追求,而且是一种追求卓越的追求,同时这儿有一批博大精深的、真正优秀的大师。”在这批优秀大师中间,唐老师则是给我帮助最多影响最大的一个人。今天我仍然可以这么说,没有唐老师的指导,就没有我的《美国语文教育》。
    《美国语文教育》出版之后,我都不想再回首,再作深度思考,因为我付出的心血太多太多,我要报复一下,不去理它。而唐老师一旦有机会,便帮助我提升对美国语文教育的理性认识,有一次他拷问我:“美国语文教育最大的特色是什么?”我竟一时语塞,说“不知道”,然后他告诉我:“美国语文教育没有奇迹。”呵呵,原来这不是后记里的第一句话吗?然后他给我分析“没有奇迹”的理由。
    唐老师把南山语文搞得风生水起,培养了一些实力派,以及他自己在全国中语界的影响,统统都不是吹出来的,而是像钢铁一样是炼成的,正如他自己所言,“要用事实和实力说话”。
    如今,唐老师即将六秩荣退,为他开个研讨会,做个纪念册,无论如何也不过分。于是,当建伟把第一个电话打给我的时候,我表示鼎力支持。可是我的软弱笔力,无法概括唐老师的业绩和贡献,无法表达唐老师在全国中语界的影响,更无法书写站在我们面前的高高大大的唐老师的形象,只能借助回忆的点点滴滴,表达一份感激之情。于是,我怀着一颗后生的虔敬之心,把一页页短信发往全国各地,恭请诸位名家大师书写他们眼中的建新老师,这便在收获感动的同时,收获了唐老师从事教研工作30年的累累硕果,收获了30年来他与各地新老朋友建立的深情厚意!
    为唐老师退休开个研讨会是众望所归。早在2009年5月,孟素琴老师就对我说过:
    “给唐老师开个会,很有必要。像唐老师这样的‘区’教研员,这么有思想、这么有研究成果的,太少了。
      其实,开某位同志的研究会,受益的,将远不止这一个人。”
    孟老师还说过:“唐老师的思想影响了很多人。我对他很钦佩。”
    作为特级教师、河南省教研员的孟素琴老师能如是说,作为后生的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敬佩唐老师,不在他退休之际为给他做点什么呢?
    来到南山这十年,遇上唐老师,是我的幸运。他让我觉得教语文原来这么有趣,其中大有学问,语文教学值得我一生去爱,用一生去追求它的理想境界。
    敬爱的唐老师,壮辞巴蜀,源在仁寿,承天府之恩泽,聚夫子之才德,享语文事业之清誉。德馨南山,惠及语文宾朋;培养青年,彼其教学大赛显身手;领先课改,执教学研训之牛耳;指导科研,高瞻远瞩,凝聚期待,促成“南山现象”之存在。
    敬爱的唐老师,家住阳光棕榈园。寂寂寥寥棕榈居,年年岁岁一房书;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您有夫子之心,却无垂老之颜,您对语文事业的追求,您对我们语重心长的批评和谆谆教导,亦如芝兰之香,永远萦绕在我们心头。
    祝唐老师身体健康,壮心不已,永葆乐观情怀。韬光养晦之余,依然不吝赐教,笔耕不辍,宝刀不老,为语文事业奉献更多更闪光更智慧的教育思想!


2010年12月5日深夜

由富士康职工连跳现象想到学校管理和教学

由富士康职工连跳现象想到学校管理和教学


526富士康公司出现了第12位跳楼职工,这不妨称之为“富士康跳”现象,心痛之余,人们自然急切的寻求解决之道。凡事有果必有因,不从源头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恐怕不行。就“富士康跳”,我们场外人从已经知道的零零散散的公开信息里隐约推断出:1、劳动强度大;2、加班常态化;3、令人窒息的简单重复;4、晋升困难;5、收入微薄,只有靠牺牲休息娱乐换取加班费;6、缺乏心理宣泄的渠道等等。这不由得使我联想起我们的教育,有许多地方与富士康何其相似乃尔!1、强势管理,硬性施压,学习强度大;2、布置大量作业,昼夜奋斗,常年挑灯夜战,经常做不完;3、部分教师的课堂单调乏味,甚至让学生昏昏欲睡;4、学生的学习进步不明显或者相当困难;5、付出与收获严重不匹配,学生牺牲了几乎所有的休息与娱乐时间往往所获甚微;6、心理咨询室形同虚设,心理教育大多出现在各校的评估资料里,日常课表中难觅身影。等等。我们的学生也在自杀,只不过没有像“富士康跳”那样集中在一所学校或一个地区罢了。


昨晚一个朋友向我咨询,她说她的小儿子(系幼儿园大班儿童,准备上小学)参加了南山区一所知名的教育机构推出的所谓体验小学教育的的高层次活动,回家之后,小孩神情凝重,心事重重,自己按照老师的要求写了日记。在日记里,小孩说小学太可怕了,有尿了不让出去尿,要等待铃声,小朋友不许说话,每个人都要坐的直直的,手不许动,放在固定的地方,不能回头,不能……最后孩子说自己不想上小学,喜欢永远在幼儿园呆着。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就是孩子十分忧虑自己的人生和前途的真实表达,我们同样有理由相信,这绝非一个孩子的心声。上学成了令人厌恶和恐惧的事情,这种认识来自一个即将要开始自己学校教育生涯的儿童,多么具有讽刺意义,多么让人心痛而心寒!像花儿一样的孩子会发出这样的感叹,这是不是我们时代教育的悲哀?所幸新课改铺天盖地而来,注定会改变些什么,可为什么有那么多令人痛心疾首的东西依然固我?新课改到底改了谁?谁是最大的受益者?谁被增加了无谓的负担却劳而无功?新课改和家长们的连结点是什么?谁来做这方面的工作?哪里有衡量的尺度?新课改的真正效益体现在哪里?我们似乎无法回避这样的诘问,谁能够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一个出发点非常美好的、凝聚国家意志的、带着全民族希望的、得到全体人民信任和支持的、国家层面的改革,为什么会留下如此症候?


温儒敏先生在教育部举办的2009国培计划北京大学研修班回答学员质疑时曾说,对新课改存在的问题,不争论,往前看,能做一点就做一点。我想,我们作为基层教师,在学校管理和教学中,调整好心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做好力所能及的工作,管好自己的小天地,使自己教的孩子们少些痛苦,多些欢乐,少些愁云,多些阳光。如此而已。

校园安全之痛源于社会矛盾和社会的“脆弱化”

校园安全之痛源于社会矛盾和社会的“脆弱化”


让人无比痛心的校园凶杀案突然集中出现,给整个社会一个措手不及,探讨原因及疗救方法的人一时多了起来。虽然这有点像侦探影片——警察总是来晚一步,但毕竟全社会的反应还是相当快的。让人们感到安全的是,温家宝总理立即指出这类事件的深层原因是社会原因。的确,事件的根子就在社会。我们的社会发展得太快了,就必然有些阴阳不调(所谓发展不平衡或者不和谐)。积累了几十年,导致“木心不直,脉理皆邪”,“弓虽劲而发矢不直”,政府和社会的一些目标、理想往往与实践的走向发生偏航乃至背离。最本质的原因咱说不好,就不说了,咱只说点皮毛。我觉得有关部门有关领导和专家(是谁我也说不好)要正视社会矛盾。何为正视?第一,要实实在在承认社会矛盾;第二,要仔仔细细看到社会矛盾;第三,要认认真真研究社会矛盾;第四,要切切实实解决社会矛盾。既要有正确的态度,又要有科学的方法,还要有实在的效果。只要不无视、不漠视、不忽视这些矛盾,解决之道总是有的。其次,要抑制社会的“脆弱化”(姑且这么形容一下)。我们的社会过于脆弱了,记得高考竞争比较激烈的的年代,落榜学生多有自杀者,一直催生出1998年“坚韧——我追求的品格\战胜脆弱”这样的高考作文试题。尔后我们的家庭脆弱了,出现了大量的分裂和重组;人际关系脆弱了;单位脆弱了;学术脆弱了;道德脆弱了……随着管理层的认真监管,全国各族人民的热切关注,股市居然脆而且弱。百姓很脆弱,里外缺钙,个别跪跪神佛上帝真主大仙也就罢了,如今呼啦啦一大片跪衙门。各级父母官也脆弱了,甭管谁闭眼摸一个过来一查准有问题,弄得人怪心疼的,随便一个山寨纪检委就能光天化日下抓走领导“办案”行骗,那重庆的哥们还真交代出自己的“受贿事实”(这短语得加引号,是李鬼说的,不算,得李逵说了算;难说过几天李逵真来了,问问那卡上的几十万是怎么回事);网上登载了今天早晨富士康公司的一个员工跳楼身亡,成为所谓“第十跳”(几天前公司的老板还在张罗来几个高僧做法事),人的生命在这里“脆弱”得让人无语。连杀人和自杀都遵循了某种模式,我们一定有某种绝不脆弱的力量过于坚强,导致社会发展产生严重的失衡和失序。我不知道人的脆弱和物质环境的脆弱(比如我们生活的地表很脆弱、脚下的煤田很脆弱、我们住的楼很脆弱、我们吃的东西很脆弱……)有着何种联系,但我觉得不能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周围一块一块地碎掉,毕竟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会发生质变,我绝不想看到一地碎片无法收拾的局面。所以就从一个小角度做一点下位的工作:搜集一些涉及校园安全的话题和思想,转发出来供同仁或有责任、有兴趣的人随便看看:


暴力事件发生之后:心理学家的建议


我国接连发生的校园安全事件受到了美国媒体的关注,而美国在连续出现若干轰动世界的校园安全事件后,也得出了很多经验和教训。为帮助学校进一步做好学校安全工作,美国全国学校心理学家协会专门发布手册——《加强学校安全,给学校管理者的建议》,现将全文翻译如下,希望能够给国内的教育工作者以借鉴。


  被媒体高度曝光的校园暴力事件会给学校师生带来很大担忧,即便他们并没有受这些事件的直接影响。无论是成年人还是学生,他们都不解为什么这些事件会发生,更重要的是,怎样才能预防这些事件的发生。学校校长和教育行政官员应该承担起领导责任,让每个学生、教职员工和家长确信,一般来说学校是非常安全的地方,并向大家重申学校已经实施的安全措施和为学生提供的支持。


  加强学校安全


  对于学校管理者来说,可以采取如下步骤加强学校的安全性,提高师生和家长的心理安全感。


  1.给家长发一封信,告诉他们学校的安全策略和已采取的危机防范措施,利用统计数字向他们指出,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暴力死亡事件是跟学校相关的。


  2.加强在校园里的可见度,跟学生和家长主动打招呼,并多走访课堂。


  3.发布通讯稿,通报学区采取的各种确保学校安全的措施,如明确的行为要求、积极的行为干预与支持、危机预案与预防等。


  4.对所有的学校安全措施与程序进行一次正规审查,确保苗头初现的学校安全问题在当前的学校危机预案和突发事件应对程序中得以考虑。(这样的审查应该至少每年进行1次。)


  5.审查学区内、以及跟社区的突发事件应对机构的沟通系统。这包括在突发事件发生时,通过何种方式告知学生家长。


  6.跟社区相关合作机构(突发事件应对机构、地方医院、受害者援助机构,等等)一起,审查突发事件应对预案,讨论应对当前危机可能会出现的漏洞。


  7.针对目前存在的漏洞,为教职员工提供危机培训和专业培训。


  8.凸显学校当前进行的暴力预防教育和有关课程。强调学校教给学生的避免引发暴力的方法,包括冲突的和平解决、积极的人际关系技能等。


  强调学校采取的暴力预防措施


  学生、教职员工和家长对学校安全都有责任,学校一方面需要提供硬性的校园安保措施,同时,还需要为学生营造一个正常、健康和充满关爱的校园环境。学校管理者应该强调,营造一个充满关爱的学校社区对于学校安全的重要性,在这样的氛围下,成年人和学生相互尊重,相互信任,所有学生都感受到心手相连,明确学校对他们的要求,并获得他们所需要的行为与心理健康支持。


  以下是校长给学生家长写信,或向社区成员发布关于学校安全的声明时,可能提到的学校安全预防活动:


  1.对校园进入的限制(指定校园唯一入口,对其余入口对外紧锁)。


  2.对校园停车场进行监控(停车场有专人值守,监控车辆进出校园)。


  3.对走廊、食堂、操场等学生公共活动地域的监视与监控。


  4.为确保学生在校园之外的安全,与社区相关机构联合实施的安保措施。


  5.驻校警察(school resource officers)、警校合作与保安的存在。


  6.对学校访客的监控(所有访客需向办公室汇报,签字、佩戴徽章,等等)。


  7.危机预案和预防培训(组建以教学楼为单位的团队,经常性地审查预案及组织模拟演习和教职工培训)。


  8.营造一个安全、支持性强、充满关爱的学校氛围,制定全校性的行为规范,提供积极的行为干预与支持,提供心理与咨询服务以及暴力预防教育(欺凌预防、社会技能培训、冲突协调,等等)。


  9.鼓励学生承担起他们对营造安全学校环境的责任,包括参与学校安全预案的制定。他们比成年人更了解校园里那些容易被忽略,但却存在着安全隐患的地方。


  10.促使学生遵守学校规则,向学校官员报告可能存在的问题,防止学生在同伴压力之下做出不负责任的行为。


  11.建立匿名报告制度(设立学生热线、建议箱,发起告诉成人运动,等等)。


12.组建专门团队对学生遇到的威胁和风险进行评估。


 


13.遭遇入侵者、灾害天气和火灾的演习训练。


 


  14.公布学校安全事件数据。(美国)最近的趋势是,全国的学校暴力事件在减少。很多学区的地方数据支持这一趋势。如果可能,通过引用地方数据来帮助学生和家长获得安全感。


 


  15.展示安保系统的存在(金属探测仪、录像监控系统、出口报警系统,等等)。


 


  跟学生说什么


 


  给学生传递的信息应该完全建立在他们的需求、发育年龄、跟事件的关系远近之上,目的是让学生确信,尽管总是有学校暴力事件发生的可能(possibility),但一所学校发生严重暴力事件的可能性(probability)是非常低的。以下是跟学生谈话的要点:


 


  学校是安全的地方。学校里的教职员工跟你的父母和相关社会机构(当地警察、消防队、突发事件应对机构、医院等)一起努力,确保你的安全。


 


  我们的校舍是安全的,因为……


 


  我们所有人都承担着校园安全的责任。要善于观察,提高警惕,如果你看到或听到任何让你感到不舒服、紧张或害怕的东西,要让成年人知道。


 


  报告跟泄密、八卦是有区别的。具名或不具名地向一个值得信任的成人报告你的所见所听,能为避免伤害的发生提供重要的信息。


 


  尽管没有绝对的保证,确保坏事情不会发生,但重要的是,理解某事(理论上)发生的可能(possibility),与(实际上)发生的可能性(probability)二者的区别。


 


  丧失理智的暴力让所有人都无法理解。做你喜欢做的事情,保持你的日常作息,跟家人和朋友在一起,这些都有助于我们保持良好心态,而不去担忧事件的发生。


 


  有时候,人们会做出伤害他人的坏事来。他们可能是无法控制自己的愤怒,或受控于药物和酒精,或遭受心理疾病的困扰。成年人(家长、教师、警察、医生、宗教领袖)都在努力为这些人提供帮助,防止他们伤害其他人。对我们所有人来说,在我们感到沮丧或愤怒的时候知道如何获取帮助,如何远离药物和酒精,是非常重要的。


 


  远离和枪支和其他武器。如果你知道有人携带枪支,告诉成年人。获取枪支是导致致命性暴力事件的主要风险因素之一。


 


  暴力从来都不是个人问题的解决方式。通过参加学校的反暴力课程,学习冲突调解技能,在自己或同伴无法控制自己的愤怒、抑郁或其他情绪时,向成年人寻求帮助,学生可以学会以积极的方式解决问题。


 


  对家长说:家庭与学校之间的通畅交流对于学生的安全和幸福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你对学校的安全政策或自己孩子的安全有任何担心或问题,要让我们知道。要了解自己孩子的朋友是否能获取枪支。把家里的枪支锁好,不能让孩子接触。


 


  需要牢记于心的原则


 


  1.跟学生的任何对话都必须适合他们所处的发育阶段。


 


  年龄较小的孩子不能理解暴力事件的复杂性,他们无法跟十多岁的青少年或年轻成人一样,有讨论这个话题的心理准备。小孩往往通过成年人的反应来估计一个事件的危险程度(也就是说,如果监护人表现出受到惊吓,小孩也会将事件视为可怕和恐怖),他们可能会对自己听到的东西感到困惑不解,还可能出现做恶梦这样的基本恐惧反应,或不愿跟父母分开,或哭个不停。如果成年人向他们作出安全保证,或向他们展示学校的安全措施,他们会有较好的反应。


 


  大一些的孩子和青少年,因为能够独立于成人通过互联网和电视获取信息,通常会掌握跟事件相关的更多信息。对于这些孩子,跟他们坦诚地讨论是很重要的,需强调学校和社区机构为保证学校安全所做的努力。同样重要的是,强调学生在确保学校安全中的责任,如遵守学校的安全规则(比如不让陌生人进入校舍,在校园看见陌生人要报告,对其他学生或社区成员对学校安全造成的威胁要报告,等等),如有任何对安全的担心,要跟学校管理者进行沟通,为自己的情感需求寻求帮助和支持。


 


  2.跟家长沟通,让他们知道学校教职员工已经跟学生进行的谈话。学校需要让家长知道,他们是如何应对学生的疑问的,以及他们已经为受事件影响的学生提供了哪些支持。应该让家长得到学校发布的公告或正式声明。此外,如果较高年级的教师决定在课堂上跟教学内容相结合对事件进行讨论,应该让家长知晓这样的活动,并提供学生回到家后的后续建议。


 


  3.为家长(和教师)提供跟学生谈论暴力事件的指导。鼓励家长跟子女进行讨论,并认可他们的感受。他们应该跟孩子敞开心扉,不隐瞒自己对事件的感受,强调学校、家庭和学生可以采取的确保安全的措施。他们应该注意到自己的孩子可能表现出的情绪变化和行为变化,如焦虑、睡眠问题、行为过激、在学校或学习上出现的问题等。提醒家长和教师关注媒体对事件的报道,以及媒体是如何评述这个事件的。限制孩子看电视的时间。


 


  不适合孩子所在年龄段的信息,会给孩子带来焦虑和困扰,尤其是年龄较小的孩子。成年人还需要对他们在孩子面前进行的谈话多加小心,限制他们接触到可能会引起误解的报复性言论和充满仇恨、愤怒的言论。


 


  4.让学生尽早从悲剧事件中恢复过来的最佳方法之一,就是让学生重回他们的日常作息。正常的作息有助于人的心绪平静,有助于人获得安定感,这对于维持有效的学习环境是非常重要的。学校应该意识到,根据事件对个体影响的程度,不是所有学生都能够很快调整过来回到日常作息中,应该为那些需要持续支持与指导的学生提供咨询和心理服务。


 


  5.在学校对暴力事件的反应中,还需考虑到学生的文化、传统、宗教、家族/社区的价值观因素。学校要尊重受事件影响的学生及其家庭的价值观、传统、信仰和习俗。如果学校请来了校外的危机应对机构,应该让他们了解其中的文化因素。还需注意的是,不是每个人都能通过对话来释放强烈情感,有的孩子和成年人可能需要通过艺术、诗歌、祈祷或其他活动来释放情感。(转自《中国教师报》2010512A4版;责编:李茂)

赴贵州黔西支教的见闻与感受

赴贵州黔西支教的见闻与感受


4月上旬,受深圳市教科院委派,我到贵州的黔西支教一次,时间不长,所见所闻令我耳目一新,兹介绍汇报如下。


首先请允许我为黔西忽悠两句。


贵州省黔西县位于贵州省中部偏西北,乌江中游鸭池河北岸,东邻修文以六广河分界,南邻清镇、织金以鸭池河、六冲河分界,西及西北以凹水、西溪分界与大方毗邻,东北与金沙接壤。县域面积为2380.5平方公里,辖26个乡镇360个行政村,10个社区居委会,16个街道居委会,总人口82.91万人,居住着汉、彝、苗、布依、仡佬等18个民族。县城东距贵阳117千米,西距毕节115千米贵毕高等级公路横贯全境,交通便捷。


黔西因位于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又处于低纬度、高海拔的高原山地,素有春迟夏短、秋早冬长、水热同季、干湿分明等气候特征。平均海拔1250,年平均气温13.8摄氏度,年平均降雨量1050毫米常年气候宜人,夏无酷暑、冬无严寒,雨量充沛。年平均日照1348.9小时,无霜期264天,气温13.8,雨日188天,降雨量1005.2毫米。由于境内海拔高低变化,常有插花性干旱、冰雹、秋绵雨、冷冻等自然灾害性天气发生。


黔西,是西部大开发西电东送工程拉开序幕的地方,能源优势明显。全县煤炭资源远景储量达70亿吨以上,水资源径流年总量77亿立方米。境内建成了东风水电站、洪家渡水电站、索风营水电站和黔西火电厂等大中型电站。


黔西是国家绿色农业建设示范单位,也是农业大县主产玉米、水稻、烤烟、油菜、中药材等作物,适于大牲畜及家禽养殖,是贵州省商品粮基地和优质烟基地县。


黔西旅游资源丰富,自然山水、民族风情和人文景观极具开发价值。有属旧石器时代并享有“北有周口店,南有观音洞”美誉的沙井观音洞;有吸引王阳明亲临并写下《象祠记》的九龙山象祠;有湖面达80余平方千米的支嘎阿鲁湖;有风光秀丽的东风湖;有贵州境内三大淡水湖群之一的柯家海子淡水湖泊群;有乌江源百里画廊、六广河峡谷、洪家渡库区、水西公园、李世杰尚书坊……但境内最具代表性是国家级风景旅游名胜——百里杜鹃森林公园。


百里杜鹃森林公园花区距县城30公里,位于县城北部红林、金坡、仁和等乡镇境内,绵延23公里,总面积35平方公里,杜鹃花品种达19种之多。花开时节,繁花簇锦,争奇斗艳,漫山遍野,蔚为壮观,吸引了成千上万游客。黔西因此被誉为中国杜鹃花都,素有“一枝花”美誉。


黔西是国家级贫困县,但黔西人决心改变家乡经济社会落后状况的信心、决心和愿望是坚定而强烈的。在县城内外(即使是我们入住的水西宾馆)到处都可以看见这样的标语“农业稳县,工业强县,城建带县,旅游活县”,这是一种工作方略的宣示,更是一种信念和精神的行政展示。


此次支教活动是在深圳市教科院的赵志祥主任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在2天的时间里,我们各进行了一场讲座,又每人上了2节展示课。场地是黔西县东山剧场,能够容纳前来听课的一千多语文教师(据主办方说这是适合集中培训的最大的场地),所有的活动都在此处进行。


临出发前,赵志祥主任特地嘱咐我,此行的目的是深圳市教科院为贯彻落实教育部大力支援西部地区教育发展的指示精神,组织部分中小学教师对口支援贵州黔西,进行教育扶贫,所以尽量要求对方吃住行安排从简。赵主任特地补充说,他每次去都坚持在街边的小吃店吃饭,不吃名堂,不去大店,不摆排场。我非常赞同。


到达黔西已是夜里11点多,尽管事先赵主任有交代,但主人还是安排我们住进了当地最有名的水西宾馆。我提出换一个普通的旅店住,黔西教育局的陈道学主任说适逢一年一度的杜鹃花节,住宿非常紧张,已经是不能够换地方了。主人的热情让我们感动而且不安,几天里我总有一种做错了事的感觉。


黔西教育局的领导、老师都非常敬业,这一点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常年超负荷工作,双休日总是加班。教研室人手紧张,辖区内学校分散,办学水平差异大,教学资源分布不均衡,他们疲于奔命。但是他们乐观,他们团结,他们相信未来。只要有了这一点,新局面,会有的;新未来,会有的。


我始终无法忘记的,是课堂上孩子们的眼神。


我上的是《鸿门宴》,高中学生读课文的气势,听课的专注,回答问题的简捷,记录的认真……尤其是学生们的眼神,使我有一种久违的感觉。我的脑际闪过几次《狼图腾》中群狼捕食的场面。这是一种很难形容的感觉,也很难把握。在这个“拯救男孩”的时代,我在中国边远的黔西看到了强健的、阳刚的、俊朗的未来。


我们的文化中似乎总有一种惰性很重的东西,古往今来,一俟社会安定,衣食无忧,便悄悄地出现,蚕食我们的精神,蛀空我们的灵魂,使我们羸弱,以致形销骨立。当北京、上海们颓废不堪的时候,或许挽救民族的希望在于黔西们吧。


总是忘不掉那些孩子的眼神。那样的眼神,我在23年前的东北师大附中第一次领略,在14年前的东北师大附属实验学校意外发现过,在6年前的北大附中云南实验学校重温过。


似乎永远也忘不掉那样的眼神,那眼神冷峻、热情、警惕、令人敬畏。








 



 

参加广东省2010年中小学骨干教师省级培训项目培训者研修班暨广东省中小学教师工作室主持人授牌仪式感想


参加广东省2010年中小学骨干教师省级培训项目培训者研修班暨广东省中小学教师工作室主持人授牌仪式的感想


    一、政府、高校高度重视;


    二、专家组成员认真负责;


    三、工作人员全情投入;


    四、“三位一体”架构模样初显;


    五、工作室主持人团队精英荟萃;


    六、培训课程丰富实用,有高度,有深度,有广度;


    七、教学安排科学,节奏紧,效率高;


    八、个人备感职责重大,压力巨大,但满怀信心。


 

推荐:谁该清退,该清退谁

 

推荐:谁该清退,该清退谁


易中天


(推荐者按:教育是良心的事业。我昨天也看到了《羊城晚报》载文


代课教师悲情谢幕:上好每节课 才对得起孩子》,顿生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之感。易中天先生出于一个教育工作者的良知和仁义情怀,愤而撰文呼吁抨击,实实道出了千百万同道中人的心声。)


   


谁该清退,该清退谁 易中天 这些年,中国教育的德行,怕是越来越接近中国足球了。前两天,在一个论坛上,我曾利用担任主持人之便,向著名教育学家杨东平请教:中国教育和中国足球,你看哪个更有希望一点?东平想了一下说,恐怕还是教育。我问为什么。东平说,因为教育跟我们每个人的关系更密切,关心教育的人也更多。我想也是。更何况,中国教师的敬业精神和职业操守,总体上要超过中国球员。时至今日,仍有许许多多热爱教育事业的人,忍受着清贫甚至歧视,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他们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传播知识,教书育人。其中,就包括数十万所谓“代课教师”。没有他们,许多最基层的学校根本就不可能维持。我不想说,代课教师是中国教育的脊梁。我想说,他们是中国教育的脚板。没有这些穿着草鞋、长满老茧的脚板,中国教育早趴下了。但,听说他们就要被“清退”。 又听说,有些地方,一名辛勤耕耘34年的教师的“清退费”,竟只有区区600元。 这可真是“鸟未尽,弓已藏”。过河拆桥,卸磨杀驴,忘恩负义,冷漠无情,也不至于此  这些年,中国教育的德行,怕是越来越接近中国足球了。前两天,在一个论坛上,我曾利用担任主持人之便,向著名教育学家杨东平请教:中国教育和中国足球,你看哪个更有希望一点?东平想了一下说,恐怕还是教育。我问为什么。东平说,因为教育跟我们每个人的关系更密切,关心教育的人也更多。


我想也是。更何况,中国教师的敬业精神和职业操守,总体上要超过中国球员。时至今日,仍有许许多多热爱教育事业的人,忍受着清贫甚至歧视,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他们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传播知识,教书育人。其中,就包括数十万所谓“代课教师”。没有他们,许多最基层的学校根本就不可能维持。我不想说,代课教师是中国教育的脊梁。我想说,他们是中国教育的脚板。没有这些穿着草鞋、长满老茧的脚板,中国教育早趴下了。


岖山路上艰难跋涉几十年的脚板,说砍掉就砍掉了;把中国教育搞得就像中国足球的人,却官运亨通、青云直上、弹冠相庆。请问,还有没有天理,还有没有公道? 谁没受过教育,谁没有自己的老师?当你们大笔一挥下达“清退令”时,良心可曾有一刻的不安?难道你们当真忘了,“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是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区区600元,居然拿得出手,说得出口!何况,这还不仅仅是一个“合理补偿”的问题。人,不是房子。难道给了点钱,就可以“拆迁”?也不要说什么“教育质量”。当年没有他们,教育都没有了,哪来的“质量”?更不要说什么“回归田埂,以特有的方式做出更大的贡献”。如果“回归田埂”就是“更大贡献”,你咋不把清华、北大改成农场?你以为代课教师是机器人,他跟学校、跟孩子、跟教育事业没感情吗?这几十年的情感、心血,还有希望,难道就像某人的博客,是可以一夜之间“清零”的?难道这回,哥清退的不是教师,是寂寞?难道你妈喊你回家吃饭的时候,都不跟老师说声再见?我们不反对基层教育的正规化,更不反对教育质量的提高。我


但,听说他们就要被“清退”。


又听说,有些地方,一名辛勤耕耘34年的教师的“清退费”,竟只有区区600元。


这可真是“鸟未尽,弓已藏”。过河拆桥,卸磨杀驴,忘恩负义,冷漠无情,也不至于此吧?在崎岖山路上艰难跋涉几十年的脚板,说砍掉就砍掉了;把中国教育搞得就像中国足球的人,却官运亨通、青云直上、弹冠相庆。请问,还有没有天理,还有没有公道?


谁没受过教育,谁没有自己的老师?当你们大笔一挥下达“清退令”时,良心可曾有一刻的不安?难道你们当真忘了,“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是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区区600元,居然拿得出手,说得出口!何况,这还不仅仅是一个“合理补偿”的问题。人,不是房子。难道给了点钱,就可以“拆迁”?也不要说什么“教育质量”。当年没有他们,教育都没有了,哪来的“质量”?更不要说什么“回归田埂,以特有的方式做出更大的贡献”。如果“回归田埂”就是“更大贡献”,你咋不把清华、北大改成农场?你以为代课教师是机器人,他跟学校、跟孩子、跟教育事业没感情吗?这几十年的情感、心血,还有希望,难道就像某人的博客,是可以一夜之间“清零”的?难道这回,哥清退的不是教师,是寂寞?难道你妈喊你回家吃饭的时候,都不跟老师说声再见?


“正式教师”,也迟早会有退休的一天。但,退休和清退,一样吗?你就不能也给人家一个退休的待遇吗?就算不能,你就想不出一个比“清退”更体面的办法,非得用这该死的名词吗?而且,就算你愚蠢到一点办法都没有,你他妈的就不能做得有人味一点吗?听说,这事好像要缓行了。听说而已,但我希望是真的。我希望,教育当局的新决定,能够对得起这数十万代课教师,也对得起良知和良心。搞教育和管教育的,如果也没有良知和良心,那么,该清退的,就真不知是谁了。刊载于2010120日《南方都市报》A31版,责任编辑任泉登 我们不反对基层教育的正规化,更不反对教育质量的提高。我们也清楚,就算是“正式教师”,也迟早会有退休的一天。但,退休和清退,一样吗?你就不能也给人家一个退休的待遇吗?就算不能,你就想不出一个比“清退”更体面的办法,非得用这该死的名词吗?而且,就算你愚蠢到一点办法都没有,你他妈的就不能做得有人味一点吗?


听说,这事好像要缓行了。听说而已,但我希望是真的。我希望,教育当局的新决定,能够对得起这数十万代课教师,也对得起良知和良心。搞教育和管教育的,如果也没有良知和良心,那么,该清退的,就真不知是谁了。


谁该清退,该清退谁 易中天 这些年,中国教育的德行,怕是越来越接近中国足球了。前两天,在一个论坛上,我曾利用担任主持人之便,向著名教育学家杨东平请教:中国教育和中国足球,你看哪个更有希望一点?东平想了一下说,恐怕还是教育。我问为什么。东平说,因为教育跟我们每个人的关系更密切,关心教育的人也更多。我想也是。更何况,中国教师的敬业精神和职业操守,总体上要超过中国球员。时至今日,仍有许许多多热爱教育事业的人,忍受着清贫甚至歧视,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他们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传播知识,教书育人。其中,就包括数十万所谓“代课教师”。没有他们,许多最基层的学校根本就不可能维持。我不想说,代课教师是中国教育的脊梁。我想说,他们是中国教育的脚板。没有这些穿着草鞋、长满老茧的脚板,中国教育早趴下了。但,听说他们就要被“清退”。 又听说,有些地方,一名辛勤耕耘34年的教师的“清退费”,竟只有区区600元。 这可真是“鸟未尽,弓已藏”。过河拆桥,卸磨杀驴,忘恩负义,冷漠无情,也不至于此吧?在崎


 


谁该清退,该清退谁 易中天 这些年,中国教育的德行,怕是越来越接近中国足球了。前两天,在一个论坛上,我曾利用担任主持人之便,向著名教育学家杨东平请教:中国教育和中国足球,你看哪个更有希望一点?东平想了一下说,恐怕还是教育。我问为什么。东平说,因为教育跟我们每个人的关系更密切,关心教育的人也更多。我想也是。更何况,中国教师的敬业精神和职业操守,总体上要超过中国球员。时至今日,仍有许许多多热爱教育事业的人,忍受着清贫甚至歧视,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他们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传播知识,教书育人。其中,就包括数十万所谓“代课教师”。没有他们,许多最基层的学校根本就不可能维持。我不想说,代课教师是中国教育的脊梁。我想说,他们是中国教育的脚板。没有这些穿着草鞋、长满老茧的脚板,中国教育早趴下了。但,听说他们就要被“清退”。 又听说,有些地方,一名辛勤耕耘34年的教师的“清退费”,竟只有区区600元。 这可真是“鸟未尽,弓已藏”。过河拆桥,卸磨杀驴,忘恩负义,冷漠无情,也不至于此吧?在崎 刊载于2010120 谁该清退,该清退谁 易中天 这些年,中国教育的德行,怕是越来越接近中国足球了。前两天,在一个论坛上,我曾利用担任主持人之便,向著名教育学家杨东平请教:中国教育和中国足球,你看哪个更有希望一点?东平想了一下说,恐怕还是教育。我问为什么。东平说,因为教育跟我们每个人的关系更密切,关心教育的人也更多。我想也是。更何况,中国教师的敬业精神和职业操守,总体上要超过中国球员。时至今日,仍有许许多多热爱教育事业的人,忍受着清贫甚至歧视,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他们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传播知识,教书育人。其中,就包括数十万所谓“代课教师”。没有他们,许多最基层的学校根本就不可能维持。我不想说,代课教师是中国教育的脊梁。我想说,他们是中国教育的脚板。没有这些穿着草鞋、长满老茧的脚板,中国教育早趴下了。但,听说他们就要被“清退”。 又听说,有些地方,一名辛勤耕耘34年的教师的“清退费”,竟只有区区600元。 这可真是“鸟未尽,弓已藏”。过河拆桥,卸磨杀驴,忘恩负义,冷漠无情,也不至于此吧?在崎日《南方都市报》A31岖山路上艰难跋涉几十年的脚板,说砍掉就砍掉了;把中国教育搞得就像中国足球的人,却官运亨通、青云直上、弹冠相庆。请问,还有没有天理,还有没有公道?谁没受过教育,谁没有自己的老师?当你们大笔一挥下达“清退令”时,良心可曾有一刻的不安?难道你们当真忘了,“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是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区区600元,居然拿得出手,说得出口!何况,这还不仅仅是一个“合理补偿”的问题。人,不是房子。难道给了点钱,就可以“拆迁”?也不要说什么“教育质量”。当年没有他们,教育都没有了,哪来的“质量”?更不要说什么“回归田埂,以特有的方式做出更大的贡献”。如果“回归田埂”就是“更大贡献”,你咋不把清华、北大改成农场?你以为代课教师是机器人,他跟学校、跟孩子、跟教育事业没感情吗?这几十年的情感、心血,还有希望,难道就像某人的博客,是可以一夜之间“清零”的?难道这回,哥清退的不是教师,是寂寞?难道你妈喊你回家吃饭的时候,都不跟老师说声再见?我们不反对基层教育的正规化,更不反对教育质量的提高。我们也清楚,就算是版,责任编辑任泉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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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兼怀念两位尊敬的师长


张玉新


成长离不开别人的帮助,职业发展更离不开高人、贵人的指点。在我成长的过程中,不能不提我的两位尊敬的师长,也借此对他们表示深切的怀念。


六字真诀练技艺


1985910是第一个教师节,学校首次组织青年教师拜师活动。大家都不好意思主动选师傅,同年级谁年长就拜谁。我很快就弄明白学校教师的情况,私下里把人分成四类:甲类有能耐没脾气,乙类有能耐有脾气,丙类没能耐没脾气,丁类没能耐有脾气。甲类可遇不可求,碰上乙类就算幸运了。


恰好有一位属乙类的老师,同我年龄差距在全组最小——比我大16岁。他对我说:“兄弟,多大了?”我说:“22了。”他说:“我他妈回附中教书时已经38岁了,这小青年儿,38岁还不得成精了!”借他吉言,我恰好38岁那年评的特级,虽然我并不认为评上特级就是成精了。


这一番话让我好奇,他身上有一股匪气也觉得过瘾,让我想起京剧《连环套》里的窦尔墩。看他的模样仿佛是生产队长,衣着不讲究,矮胖的身材走起路来有些,稀疏而软的头发紧贴在头皮上,圆而扁的脸。虽然一副深度近视镜架在鼻子上,但总难和斯文联系起来,因为他的话语里国骂不绝,而且声音洪亮,有时骂着骂着还莫名其妙地汗流满面。但是从言谈可知此人才华横溢、记忆力超群;进而知道他也是师大附中学生,1965年也就是“史无前例”之前,他看到王光美同刘少奇出访印尼的照片骂王光美是“娘们儿”,被他的班主任老师抓住把柄,受到“处理”,考上大学没有录取,便响应伟大领袖上山下乡的伟大号召到了河北农村务农。虽然下乡才一年刘少奇就被打倒了,但他因言获罪的遭遇并没有得到及时改正。一晃就到了1979年,落实政策承认他1965年的学历,插入78级读书,毕业回母校任教。


《长春日报》曾发表他的班主任老师写的题为《我是怎样帮助李光琦转变的》的文章,我眼前的此人就是当年被他的班主任“帮助”的李光琦。


我就说通了校长,强调如果拜师徒有虚名还不如不拜,并趁机举例我要拜就拜李光琦。校长同意了,李光琦成了我的师傅,我成了他的第一个徒弟。


我最为受用的是他送我的“六字真诀”,他说:“兄弟,在这里混,首先要长能耐,能耐长在自己身上谁也抢不去;其次立规矩,立下啥规矩是啥规矩。”


除了这“六字真诀”让我明确了当时的奋斗目标外,另一个受益是他为我提供许多上公开课的机会。我在同龄青年教师中上公开课次数最多,这一方面是客观因素,我是语文组最年轻的,比我大的都40岁以上,没心情参加赛课;另一方面就是他的极力推荐,因为我是他的徒弟,他“护犊子”。而我的每一次公开课都得到他精心指导,真像当年京剧科班里师傅为徒弟说戏那样亲传亲授。但他指导我时往往在他相对空闲的时候,比如外面的课不多,酒席不忙的时候。可是到了这时候也就是赛课的前夕了,给我留下消化理解的时间所剩无几。我就必须在短时间吃透他的设计方案,同时必须暗暗地加上我个人的“绝活”,还要不露痕迹。京剧表演把演砸了叫“砸锅”,我不想“砸锅”;把名角因故不能出演而临时抓人顶替叫“钻锅”,我平时刻苦磨练自己就是为了随时的“钻锅”。我能够较好地理解他为我设计的方案,并能落实到课堂。他的设计体现的是他的教学风格,依据是他自己的专长;我就不自觉地熟悉了他的风格,并颇以为是“李光琦第二”而自豪。我几乎不听他的课,一方面是排课冲突,另一方面是我最讨厌听课。所以我在他的宏观指导下自悟的多,建构的也就渐渐多了。


我知道了每节课(尤其是公开课)不能有多个中心,必须有一个高潮,要在设计时预先考虑到;上课像写文章一样,不同人有不同风格,因此要知道自己适合那种风格。


我的师傅是一个复杂的人,他扬言用在语文教学上的工夫不到三成,他是“用玩剩下的”来教语文,教师职业仅是他的谋生手段之一种。他文章写得好,有学问,又有丰富的社会关系,他悠游在学校和社会之间。我出身社会底层,有市井气,也有匪气,一下子就同他那燕赵任侠之气与东北的匪气合流,且颇为自豪。后来我注重课堂大容量、快节奏、灵活多变的教学风格,纵横捭阖的论辩气势,大多受到他的影响。


我也是个性极强的人,我没有社会经历,不复杂,也就不能全学他那一套。尽管在教学技巧上获益匪浅,但最受用的还是“长能耐,立规矩”这六字“真诀”。在不断地“长能耐”的过程中,也开始旗帜鲜明地“立规矩”,立属于自己特色的规矩。


 


不言之教悟师道


我经常在知识和教学认识上与别人“交恶”,“战斗”精神生猛。我率真、执着的个性也不断走向极致。


我的教学水平也同样在茁壮成长,成为语文教学的多面手。学校每学期举行一次教学百花奖活动,青年教师上课,全省同行听课。我的课就是在师傅李光琦的指导下不断推陈出新,一时在省里声名鹊起,创出许多新课型。有一位闻名全国的语文教育专家每次我上公开课他都来听,而且听完我的课就走,却一次也没有评过我的课,遇到熟人还说:“我来听张玉新的课。”


他,就是张翼健先生。1963年也就是我出生的那一年他大学毕业回到母校东北师大附中任教,19854月,在教了23三个年头的时候离开母校,调到吉林省教育学院工作,离开时他是语文组长。而我,19857月分配到师大附中任教,同先生只差三个月没能在学校相遇。后来,200411月,我在这里教了20个年头的时候,也调到吉林省教育学院,离开时我也是语文组长。这是后话,按下不表。


我师傅可以跟你称兄道弟,但骨子里把徒弟视为附属品;你可以和他以朋友相处,但骨子里他是爹。翼健先生则是那种你可以和他成为忘年交,可以产生兄弟般的情谊,父子般的情分,师生般的友谊的人;他绝不计较名分,也不计较实质,管他是什么,只要你自己认可,他不会干涉你。他绝不主动把你揽在他的羽翼之下,你硬要偎在他的羽翼之下他也不会把你推出去。


与我师傅的耳提面命不同,翼健先生几乎没有对我进行过“面授机宜”的指点,也没有当我的面夸赞过我,我们都认为没有必要。我的那点水儿他都了然,却在为我编著的《文言文学习手册》的序中给了我鼓励:


从这本书可以看出他有这样几点很值得广大青年教师学习:一是不懈地广博地学习以使功底深厚,这是努力提高自己以成为一个好教师的根本;二是认真动脑深入钻研以提高能力做到教学游刃有余,这是提高教学质量与效率的前提;三是不断探索独立思考以形成自己的见解与风格,这是使教学真正成为艺术的关键。


1996年我有争议地被任命为语文组二副,翼健先生告诉我不能搞一言堂,要百家争鸣,还给我讲语文组当年的争鸣盛况。我开始尽量不上大型公开课,为青年教师提供更多的机会。我是翼健先生关注的典型之一,他还关注许多可造就的中小学教师。


从此,我作为语文教师和教研组二副,我的“独善其身”的追求开始转为“兼济天下”。


在每周一次的语文组会上,我只要请他,他必到,而且我称呼他“语文组前组长”他十分受用,给我们办的《教学札记》写的序落款是“附中语文组前成员”。他关注着我的发展,通过关注我关注着语文组的发展。然而他对我的爱重,包含深深的母校情结,在某种意义上说,我无疑是被先生认作他在附中的继承者。他曾经狠狠地表扬我一回,这就是我的学生们出版的“中学生作文阳光书系——新人文作文”的序言(此文见“师说”部分)。这是先生留给我的珍贵评价,今后,就是想听他批评都没有机会了。


如翼健先生所言,我总主动找他交谈,用这种方式请教。他不是好为人师的人,从不主动告诉你应该怎样,你如果想知道自己的想法、做法正确与否,你就要陈述且看他的表情。如果你做得对,他可能没有什么表情,但一定专注地看着你;如果你做得不对,他可能很平淡地说:“你要这样这样做,是不是更好。”在与他的交谈中,我了解了语文组辉煌的过去,了解了前辈的功底学识。这也成了给自己学问技艺定位的标尺,让我时刻感到自身的缺失,因而能不断进取。然而,除了翼健先生谈到的我因为参加骨干教师国家级培训而不能为我的教改验收这一客观条件之外,我的主观因素更为关键,我的性格导致了“散装”特点,不能变成“瓶装”,那样太难受。我不愿意成为所谓的典型。这也因为我的发展一路平顺,没有什么坎坷,也没有过于感到生存资源的匮乏,也就不愿意因为被需要而上台说些肉麻的话。我教我的语文课,顶多当个弼马温。我有顽强的生存能力,不怕被棒杀,当然也不甘被捧杀。


我曾经用这样的话鞭策自己和全组的教师:我们站在山峰上,并不说明自己是巨人;我们考量个人的分量,必须减掉学校品牌赋予的附加值。就教师个人功底学识而言,横向看,我们或许是高峰,但纵向看,我们或许是低谷。我没有辜负先生的期望,我把语文组建成了“吉林省语文教育的一面旗帜”,这是先生的评价。


他之相人,惟视其长,不计其短。有人说,好人自然说他好,坏人也说他好。我问了他这个没法回答的问题。先生从听课本上翻出了一页,上面记着一个故事,大意是说在天堂的门口排着很多人,突然天堂的门关上了,因为名额已满,其他排着的人就只好下地狱。先生平静地说:“你怎样区分好人和坏人?”去年9月,翼健先生去世了。现在,我只能说,以不言之教使我受益终生、使我成为语文教育的乐之者的翼健先生,在天堂安息吧,我坚信他不必排队。


    两位师长一位传授我教学的技艺,一位点拨我教育的真髓,这对我的成长都不可或缺。两位先生都于近年仙逝,借此机会,以我今天的茁壮成长告慰他们。


 


 


师说


                                 说说张玉新


张翼健


玉新是我离开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后来校任教的。认识之后,他常来我家里长谈,有时直至深夜。当然他说得多,我说得少——性格使然。我是愿意和青年人一起谈话的,慢慢地,我觉得玉新与一般青年教师有不同的地方。一是他的思想很活跃,虽然刚刚走上讲台,但经常想问题,有的见解深刻而犀利。二是对于学生教育与语文教学,我们有许多认识很默契,我很惊异于他在短短几年内就达到甚而超过我经历了二十多年才得到的认识。三是我虽然说得不多,他却真的常常入心,这当然不是我有什么真知灼见——我只不过是说说一个过来人的肤浅感觉而已,而是他真的有一种出自内心的求知态度,这和一些表面唯唯诺诺,作出一副虚心样子的青年人实在大不相同。


他的教学很有创造性。正如他自己在序中写到的,学生写作能力有如此大的进步,是因为他没有按现在一般模式那样去教作文。他从初一开始强制学生写日记,写读书笔记,要求学生写真话,写自己的话,然后与学生进行笔谈,这是极有效果的作文教学。他的阅读教学也非常新颖,常常不循旧规。一次东北语文年会让他出一节课,他上的竟然是谁也不敢上的京剧《打渔杀家》,自然不会去搞分段,概括段意,中心这套玩意儿,兴之所致,课堂上他唱起来了。他对我说,有时上课没有教案,或者只写了聊聊几字。我当即表示赞同而且欣赏。当然这不是说没有认真备课,恰恰相反,只有做到把课文研究到烂熟于心的时候,才敢这样“胆大妄为”。我总以为,那些只有照着教案才能讲课的人不会成为好教师。


玉新已近不惑之年,他的教改实际上是相当有成绩的,并不比国内一些典型差,遗憾的是,由于他要去参加国家骨干教师的培训,对他实验的验收只能作罢。


 


 


 


 


个人简介:


张玉新,中学任教二十年,评了特级,过去时;吉林省教育学院任教已五年,晋了教授,不称职;全国中语会学术委员,虚职;底子就是中学语文教师,不过时(吉林省首届学科带头人、省首届科研型名师、省首届“双十佳”优秀教师、东北三省首届十佳语文教师)。著有《高中语文教育评价》(东北师大出版社)、《张玉新讲语文》(语文出版社)。


 


 


说明:


张翼健先生是全国中语会副理事长,中语会发起人之一,全国著名语文教育专家,吉林省教育学院副院长,2008918逝世。


    


 

推荐:我讨厌的字眼——“成名”

推荐:我讨厌的字眼——“成名”(一)


                                               张玉新


当我说讨厌“成名”这个字眼的时候,我首先应该检讨自己曾经在自己身上使用过一次,2008年写《张玉新讲语文》时,在写“我的语文人生”的最后一部分,我离开工作了二十年的东北师大附中,还真是深情地说“离开了我成长和成名的地方”。看来,这种成名之心在我的潜意识里是真实存在的。当然,也在大多数人心中真实地存在。 


去年的最后一天,也就是大前天,我省一位12年教龄的同行和我在QQ上聊了很长时间,其中一个话题就是所谓“名师”的问题。她的观点很明确,很多“名师”都获利了。当然,她没有把“名师”加上引号,是我加上去的。自然,在她的眼里,我也是所谓的“名师”,并且她的话语里也没有把她眼中的我这个“名师”加上引号。这引号我是自己加上去的。和一些同行聊天,大家常常对一些公认的名师有所褒贬,知情者或斥其德或嗤其学,有的切中肯綮,有的不无挑剔。


有人褫文怀沙“国学大师”之华衮之时,有记者对钱理群先生做过一次专访。大致记得钱理群先生对所谓“国学大师”有一番评价,他说“大师”有几个不同的标准,一个是政府发文公布的,一个是民间团体自命的,一个是学术小众圈了里认可的。


我们语文圈子或者再大一点教育圈子,政府发文公布的还真不知道有何许人(当然是我的孤陋寡闻),也未必能够得到民间的认可,其中有一些所谓“师德”型的,大多是死了或者快要死了才被“发现”,于是或者被“追认”或者被“典型”,在报告现场也能博得许多热泪,学他的并不多见。尽管他们的确有许多值得学习的。而这些吃上政府饭的所谓名师们,互相之间也未必完全认可、惺惺相惜,也时常攻人之短,文人的劣根性暴露无疑;其中还有些人表现为双重人格,要占尽政府能够给予的一切资源,甚至不惜巴结钻营,另一面却有时常在民间面对草根群体以反抗主流自命(其实是欺人)。


我们的语文圈子里,民间公认的“名师”多与少,很难说。有的已经是大腕级了,可以周游全国到处“布道”。我的邮箱有一阵子经常接到“某某教育思想研究中心”发的邮件,内容是让我买他们的产品,还打折。因为总能接到无聊邮件,我曾经恶狠狠地回了一封信,大意是:我对某某的教育思想丝毫不感兴趣,如再骚扰,我自费打飞机去用砖头砸你家玻璃。后来就不在向我推销某某的思想和产品了。这号的名师,多了。曾经面对听众所问,答非所问,但这不妨碍人家是“名师”。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并非要求人家名师要一切皆备于我,不是那个意思。只是强调,很多所谓“名师”还不够“名师”的水准,因此要对所谓“名师”打假。我曾经和一位前辈说,不要轻易宣传某个典型,因为广大一线教师的辨识力往往不强,挑起幌子就有住店的,有时可能遇上黑店。而所谓“名师”在“成名”之后就开始对自己的“名师”经历化妆、粉饰,在公众面前的那个“名师”是裱出来的,就像一些美女、人造美女,让人学的是化妆术、整容术,非本色的真实的成长经历。


至于小众的学术圈子的公认,我们的学科恐怕还不够成熟,还经常被一些没有基础教育教学经历的人掌控,他们的话语权、话语霸权已经自成体系,而广大一线教师尚没有建立起自己的话语体系。我们常被专家话语评价,我们又不能评价专家。新课程以来,借着新课程和编写解读新课程课准起家的一些专家和伪专家在“布道”现场的表演,就是明证。他们中的一些人,只讲那些理念——当然也是二手的,并不解释如何操作——那也是难为人家专家,不解答问题,讲完理念就走人。新课程让一些一线教师没有好感,在某种意义上说,与这些专家、伪专家的表演有关。这些人当中,有的在他自己的圈子了并没有多少建树,偶然参与了新课程的工作,暴得虚名,虚名大震,转而成为语文教学界的“名家”。


我虽然在潜意识里对“成名”这个字眼讨厌,其实在很长的时间里,还是世俗地、不知不觉地循着这条路在一路奔波,也算在一些人(包括自己)的眼中“成名”,如今回过头来一些,还是一身虚汗。我一直想确立一本“名师”的标准,然后先衡量自己,但其实是做不到了。一个最外显的标准,语老师的字总要说得过去吧?不行,我的字至今我自己都不愿意看,每次上公开课,我都要“刻苦”练习板书不得不写的几个字,有一次别的都还没露馅,一些的“鲁迅”的“迅”的最后一笔,露馅了!这最简单的标准——“门面”我都没过关,须知,这个“门面”可不是一日之功。还有,我们这个行业的特殊性要求你必须说普通话,可是方言进课堂的情形并不少见。这都是十分外显的。内隐的呢?你的学养,你的学识,你的灵气,你的教学艺术……还有,这是最内隐的、短时间看不出来的,并非“名师”(就是非名师、一般人)也必须具备而未必有的——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