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冯善亮文章《岁末送史铁生,年初别陈钟墚——我的追思》

岁末送史铁生,年初别陈钟墚


——我的追思


 


冯善亮


 


2010年最后一个夜晚,已是深夜,一位远方的朋友告诉我:史铁生弦断,冯老师该写点什么。友人知道我对史铁生的《命若琴弦》有刻骨铭心的体验,而且硕士论文《<务虚笔记>的慈悲情怀》写的就是史铁生当时刚出版的长篇小说《务虚笔记》。


当时回了朋友的话之后,便找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的《中华散文百年精华》,翻开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开始朗读。我在电脑里播放了乐曲,选的不是哀乐,而是奥地利著名女钢琴家海布勒(Ingrid Haebler)演奏的《莫扎特钢琴全集》。我确定,史铁生走得很宁静,这是他临终前最有可能的心境。读了近一个小时,已近凌晨。于是,默坐,直至2011年……


 


201117日傍晚,接到消息:陈钟墚老师已经去世。告诉我消息的是参加了201011月我在东莞常平举办的初中文言文教学研修班的一位老师,那次会上陈钟墚老师应邀来做了讲座,并上了示范课《卖油翁》。我告诉这位老师,我原打算请陈老师2011年来广东上杜甫的《登高》。上回在东莞和陈老师谈起下一年打算进行古典诗歌教学的专题研讨,陈老师说起他接下来的12月会去澳门上《登高》,我便有了这个想法。听到陈老师去世的消息,念及和陈老师这个再也无法实现的约会,不由悲从中来,东莞会上的情景犹在眼前:他在课堂上的朴素与从容,他餐桌上把比自己小但已过花甲的胡明道老师当着小妹来开玩笑的幽默……忆起当时在课堂上见到陈老师的倦态时对他身体的担心,不由心中有憾:今年的冬冷得特别早,如果陈老师不是在上海,而是回到老家广州番禺过冬,也许他会熬过来吧?


悲痛中,又想起史铁生的离去。岁末年初,几日之内,竟有两位自己敬重的人相继离世,心中是一种难言的痛。


 


与史铁生的相遇,是从《命若琴弦》开始的。1985年,师范毕业的我,在一所乡村小学教书,一个周末,一个人独自留在空荡荡的学校,从《小说选刊》上读到《命若琴弦》,故事中体现出来的对于生命悲剧困境的清醒认识和对于生命意义的执着追求让正处于思想迷惘期的我心中受到极大的震撼。放下书,我走到学校后面的小山上,面对夕阳站着,直至天完全黑下来。从此,便开始追踪史铁生的文字,他的作品深深地影响着我的人生观。


在我看来,“命若琴弦”是史铁生思想的最生动最形象的阐述,而“慈悲”二字则是其思想的内核。在汉语中,“慈悲”一词一般被解释为“慈善与怜悯”;而在史铁生的词典中,“慈悲”是指“慈爱的理想”和“忧悲的处境”相结合,指“爱而悲”、“悲而爱”。史铁生之“慈悲”无疑包含着一个深刻的悖论,既超越了慈航普渡式的大同理想,又超越了存在主义式的荒诞意识。以史铁生的慈悲情怀来观照入选课本的《我与地坛》,便不仅会读出一种感动与震撼,更会领悟到一种包容世界和人生的博大与宁静。记得当时写硕士论文时,便是将史铁生作为当下文坛中唯一的思想家来敬重的。后来曾想把自己的论文寄给史铁生一阅,目的只是想告诉他有一个人是这样来读他,视他为知音和导师。


那晚,为了悼念这位知音和导师,除了诵读《我与地坛》,还有一件想做而未做的事,就是取一份自己的硕士论文来焚烧。


 


与陈钟墚老师的交往不多。2000年第一次见到陈老师,此后又在不同的语文教研活动见过几面。自己组织教研活动曾两次邀请陈老师:201011月东莞的研修班是一次,另一次也是一个研修班,是200610月在广州举行的初中文学作品教学研修班,都是六七十人的小活动。因为我觉得陈老师是一个很适合做师傅的人,所以希望我省青年教师在这类小范围研修活动中与他有更深入的接触,不仅能听到他讲的东西,更能感受到他身上散发的无法言传的内蕴。200610月的活动结束后,曾对陈老师建议,他的东西对语文老师很有价值,可找不到他的著作,何不把他的论文和课例结集出版?他认真听完,摇摇头,只说了一句:“我不出书。”


在东莞的活动中,陈老师上了《卖油翁》。这是我第一次听陈老师上课。陈老师的课朴实无华,但是气场十足,学生完全被这位老教师迷住了。他在课堂上的话不多,更多的是紧扣着课文,引领着孩子们朗读、积累、思考,做的是实实在在的语文基本训练,征服孩子们靠的是他的教学中散发出来的语文之美。在教育越来越浮躁、课堂越来越花哨的当下,陈老师的课完全是个另类。看得出,听课的老师都为之感到震撼,有的老师甚至感叹:原来语文课还可以这么上!


该如何纪念陈老师?我想,一是要把原打算请陈老师来参与的活动办好,二是要把陈老师的论文和课例编辑出版。第一件是我能做好的,第二件是我可以建议的。


 


史铁生与陈钟墚,以前没有想到两人之间有什么联系。然而两人的相继离世,却让我悟出了两者的相通之处:史铁生是位老老实实写作的纯粹作家,陈钟墚是位老老实实上语文课的纯粹教师。对于所从事工作的老实、本分,这恰是我们这个浮躁的社会最缺乏也最需要的精神。


 


下回去北京,我一定会去地坛追想史铁生……


下回去上海,我一定会找人谈谈陈钟墚老师……


 


201118日夜

令人尊重的语文人——陈钟樑

 


令人尊敬的语文人——陈钟樑


 


宋如郊


 


我对陈钟樑先生的印象非常好:


他不装;


他不做作;


他没有架子;


他上课轻松自在;


他课堂上很幽默;


他的课堂有智慧,举重若轻;


他有新鲜的、确属于自己的思想;


他看问题很有眼光,说问题很有分寸;


他做教研而且敢于亲自上课;


他不仅做教研而且70多岁还敢于亲自上课;


他在同一代成长起来的名师名家中是常青树、不老松。


 


我因为没有机会与老先生说过话,所以不敢随意谈论其他话题,我只有幸在深圳市南山区听过他上的一节课,在深圳市罗湖外国语学校听他评过一次课,印象美好。他是令人尊敬的长者,我相信他在另一个世界照样会愉快、幽默、平实、朴素、智慧而深刻地活着。

推荐:写给我们的建新老师(作者王爱娣)

推荐:

写给我们的建新老师
江南梦忆



    唐老师的荣退之日将近,我早该写点关于建新老师的文字,可是,每每举笔,思忖良久,最终又不得不放下,实在不知从何说起。十年的相遇,十年的引导,十年的教诲,从课堂教学到编写教辅,从发表文章到出版专著,每一次进步,无不包含着建新老师的期待鼓励和敦促,无不浸透过建新老师的心血。
    在乐山同乡的眼里,唐建新是所长;在南山语文同辈心中,唐建新是主任;年轻的南山语文人的心中,他是一位慈父;而在我眼里,他却始终是老师。我从未以“主任”称之,而是一直这么固执地称他为唐老师。古人有一字之师,来深十年,我算是拜学于唐师门下,岂止是学到千字万字?唐老师这个称呼不会因为时空变换而发生变化,我对唐老师的感激和敬意,也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有丝毫的减损。
    第一次见到唐老师,是2001年8月在南山区作为全国首批课改实验区的新课程培训会议上。当时,一个月前从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降落南山,我很有些心高气躁,为自己无奈地回到中学教坛尚存些许不甘和无奈,因此,第一眼看到南山中学语文教主般的唐建新老师——我们的语文教研员,并没有发现他有什么过人之处,外表不够潇洒,身材亦不够高大,却还壮硕,一张宽脸,半长的头发很认真地往脑后梳过去。其后两天的学科培训阶段,他却像一位导演,为我们上演了一出新课程培训的好戏。在这里,我第一次聆听到区内名师的讲课与风采:王润梅老师的细腻和严谨,她给我们展示的精致优美的学生作业,让我感受到王老师的职业快感;蒋波老师双手一摆就逼真地写成一个大大的“一”字,他的艺术风采,对书法的精通,对诗词的酷爱,还有他满身的才气一下子就感染了我;侨中的一位女老师,是一名出色的班主任,从她的言谈中我认识到她的学生工作做得相当细致。这些老师的培训课一下子改变我的看法,让我感到南山中学语文教坛竟是藏龙卧虎之地。后来才意识到,这次培训只不过是唐老师擢拔先进、奖掖后生的一个剪影。接下来的十年里,唐老师一直如此,南山中学语文界,谁有思想,谁有文采,谁肯吃苦,谁有眼界,谁有创造力,他都一清二楚,知人善用,鼓励敦促,谁有了成绩他都会猛烈地宣传并向高人推荐。为此,南山语文新人层出不穷,走向省内外,走向全国,也便不足为怪了。一年之后,我竟也成为中学语文培训教师,从七上讲到九下,从南山讲到广州,从省内讲到省外,一直讲到全中国,全都因为建新老师搭建的很好的平台。
    南山成为全国首批课改实验区,2001级的初一教师便成为第一批敢于吃螃蟹的人。新课程培训会议的领导席上,课改新风尽吹,欧风美雨的先进理念猛传,但是,新课程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课堂教学怎么开展?学习方式如何转变?领导们不会关注这些行动细节,而唐老师却做到了。在后来两天的学科培训阶段,唐老师首开先河,用小组学习的方式,让大家分组讨论,每个小组选出组长、书记员、发言人等角色,组长召集组员讨论问题,书记则负责记录组员的意见,每个小组把意见集中起来,写在一张大白纸上,最后推选发言人,分享交流讨论结果。讨论交流中,每个人都参与其间,都发表自己的观点。这种学习方式让我大开眼界,感觉到新课程到底不同一般。三年之后,当我参加深圳市教师海外培训学习,聆听美国教师上课的时候,才猛然发觉:我们的唐老师早在三年前就已经向我们亲自传授这种学习方式了。唐老师或许没有我们这么幸运,这么近距离地倾听美国教师上课吧?那么,他的理念是听来的,他把别人口头的理念,变成了操作实践,他的指导是创造性的。
    初来南山,我骨子里很清高,当时手里攥着教育部国家汉办颁发的对外汊语资格证书,我一心想着谋求机会公派出国,或者读个博士学位什么的,希望有朝一日逃离南山,离开中学教坛,可是,最终也未能逃脱南山语文人的宿命。三年之后,我便不再想逃离,而是踏踏实实地做着我的中学语文教师,因为唐老师带着我们做课改,开设公开课录像课,编写教辅,做课改培训,撰写并发表论文,还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这些让我有了成就感,我找到了职业的幸福感。尤其是2004年去了趟美国,有了自己要做的事情,我就更加不愿意再离开这个地方。
    在教学比赛中拿奖不是我的强项,但这些年却也还在这方面有所突破,全都因唐老师的引导和鞭策。2001年9月的某一天,广东省教研员冯善亮老师来到南山,唐老师陪他一起到学校听课,了解课改情况。那是没有打招呼的课,这是我的第一次被听课。当时正在做综合性学习活动《我爱我家》,学生们拿着事先带来的家里的珍贵物品,一枚邮票,一张书法,两张照片,或是一本老旧的字典,等等,上讲台很深情地为同学们讲述家里的故事,有的含着泪在讲述,同学们各有各的精彩。唐老师一听觉得有意思,便马上要求学校派电教老师来录像,下课时还要求补录前面缺失的部分,因此,我便有了第一堂《我爱我家》完整的录像课。虽然它不是正式出版物,但却成为我和我的学生们最珍贵的档案资料,至今留在我的抽屉里。
    2002年1月,第一次全国课改实验区培训交流会在我的学校举行,会议安排了几节公开课,其中有我的《戏曲大舞台》。学生们表现极好,这堂课上得很成功,反响很好。第二年的5月份人教社再次来南山录制这堂课,而从来不喜欢重蹈覆辙的我,便去借班上课,所以后来出版发行的这个版本并不如我自己的学生上得好。第三年,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来录制了我的《话说千古风流人物》课例,唐老师和高老师两位先生为我的课做了精彩点评,非常感激。2009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又录制了我的高中必修课文《烛之武退秦师》说课。每一次录像课例之前之后,唐老师都付出很多,看教案,提出修改意见,几易其稿,有时弄得我们自己都烦恼不堪,可他却不厌其烦,要求做得尽善尽美,不留遗憾。
    因此,我们的公开课做得好,他比我们还高兴,如果做得不好,他会比我们更在意,对我们的严厉批评便是免不了的。
    我上课有一个非常致命的弱点,就是不喜欢把一节课翻来复去的倒腾几遍,今天请这个人来指教,明天又请那个人来把关,反复琢磨,直到教师在课堂上要说的每一句话都定格了为止,我坚决不喜欢这样做,理由是“我不会演戏,记不住台词”,实际上是我不愿意花费太多的时间来做一节课,即使面对公众上公开课,也是这样。我的做法很冒险,为此,我有过滑铁卢的经历,而且还不止一次。当然,因为我没有付出太多精力,失败了,我也不会太在乎,为什么?这是我的本色,我本无能啊。我就是这么固执。有时候,唐老师也拿我没办法。
    记得2002年,我第一次为深圳市上公开课,在全市初中语文“走进新课程”研讨会上展示教学课例,课题是综合性学习《我爱我家》。也许是因为曾经上过这一课,学生做得很好,便麻痹大意,也许是因为我太随意,压根儿就没有把第一次在全市亮相当作一回事。公开亮相之前,我竟没有在学校试演,更没请唐老师来把关,最后,他觉得我这堂课上得不好,似乎给南山丢脸了,回来的途中,还在车上,他就当着区里许多语文老师的面,毫不客气地批评我,说我没动脑筋,没研究,不重视。后来听说,我下车以后,润梅老师告诉他:“你这样批评爱娣,以后谁还愿意给你上课啊?”事实证明,一向大大冽冽的我没有计较唐老师的批评,后来他找我上公开课,我仍然没有推脱,而且吸取教训,开始认真研究了。这样便有了我的《戏曲大舞台》《话说千古风流人物》,以及《烛之武退秦师》等课例的录制出版。现在想想,老师批评学生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孔子还经常批评他的弟子呢,子路挨批评最多,因为他鲁莽直率,而宰予受到的批评则比唐老师对我的批评要严厉得多,至少唐老师还没有骂过我“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污”之类的话。
    在为各地教师做教材培训方面,唐老师对我的要求也甚是严格。记得2002年7月,人民教育出版社在广州华泰宾馆为广东省骨干教师做教材培训,唐老师带着我去现身说法,为全省的骨干教师讲课改经验和心得。这是我为各地老师做教材培训的第一次,也是第一个走出南山的培训教师。中午到达广州,在宾馆吃过午餐,我就跑到暨南大学去找我正在读博士的同学玩儿,直到夜里11点钟才回到宾馆。回来途中,还在路边音像店淘了一大把班德瑞的音乐光碟,正洋洋自得。一回来,唐老师把我叫过去,问:“明天讲什么?”说着便要我把要讲的内容复述给他听。天哪,我哪知道讲什么?要我讲讲晚餐吃了什么,我们都去哪儿玩了,暨南大学校园是不是很漂亮还差不多。我一时语塞,坐在电脑前面半晌没有说出话来,打开课件,仍旧是一本糊涂账。见此情景,唐老师说话了:“回去把课件重新做一遍,晚上不要睡觉了!”刚才玩乐的兴致,被他一瓢冷水浇得透心凉。可是我也没有办法,只能彻夜不眠了。当时还没有外出带电脑的习惯,用他的电脑,没装五笔字型,用拼音打字,更是把我折磨得够呛。他说我曾经引用的“语文是什么”的诗歌很好,可以借鉴,可是资料没带来,我只好打电话,让爱人在电话里念给我,记下来。这一夜我一直忙到凌晨四点钟。与同宿舍的人教社中语室王涧博士闲谈,才得知唐老师早已被她称为“拼命三郎”了。有了这个不眠之夜的经历,后来外出培训,我再也不敢轻视或怠慢了,而是认真地对待。也许有人会认为,我能走出南山,去全国那么多地方培训,是唐老师对我的偏爱,其实他们不知道我曾经历过如此不让睡觉的折磨。
    从这次培训开始,2002年8月,再次应邀去昆明给云南省骨干教师做培训,并于第二年收到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聘书,聘我为中学语文教材培训团讲师成员,一做就是八年,走遍大江南北,为二十余省市地区的教师做培训几十场。曾记得每次接受任务,外出培训时,唐老师都会就培训专题提出严格要求。他对我说过:“培训团的其他成员,他们或是省市地区的教研员,或者是大学教授,他们有名气,有地位,而你是一线教师,你必须认真,用实力说话,只有这样,才能站得住脚!”正因如此,我的每一场培训,在人教社培训后的调查回访中,听课老师给我的评价和打分都很高,也正因如此,我才能这么顺利而幸运地为人教社教材培训做了八年。在长达八年的教材培训中,全国许多地方的老师认识了我,我也认识了中学语文界的许多名家、高手。唐老师又告诉我,见到他们,要虚心请教,他们谁谁谁是哪个方面的专家,对哪项研究有专长,甚至他们的博士论文研究什么,他都一清二楚,让我一定要向他们请教。这又给我指出一条向名家学习的路径。
    如果说十年来我在语文教学方面有什么长进的话,唐老师功不可没;如果说他还愿意把我当作学生来培养的话,那是因为他发现我虽然做事毛糙,但竖子可教,我能吃苦,还算勤奋,而且脑袋瓜子也还算有点灵气,能做点事情。
    十年来,跟着唐老师编编写写的事情也做了不少。区内老师共同编写的正式出版的初中教辅练习就达20本次,设计的教学案例也很多篇,除了初中发表和出版的,我编写的高中语文的《儒林外史》教学案例还收录在《中国小说欣赏•教师教学用书》里。
    在所编写的初中教辅里,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探究•活动案例》一书是我最喜欢的,也是做得最开心的一套书。记得当时,人民教育出版社只给唐老师提供了一个思路和要求,没有样章,也没有具体的做法,他们也不知道这个东西最终能够做成啥样子。唐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递给我一份模糊不清的传真件,叫我回家去创造。也许是因为没有镣铐的束缚,我便可以自由地舞蹈,把我尚存的一点想象力和对文学的喜爱这点雕虫小技全都用上了,我的《我与文言先生有个约会》、《如此识字》等篇章,《岁岁年年人不同》的小剧本,至今仍是我自己钟意的文字之一。我做的这个单元不是练习,而是语文活动案例,我编写的内容全是自己的原创,那种快乐感很好。任务完成后,稿子发出去,过了一段时间,突然接到他们唐老师,他却十分欣喜地告诉我:“你写的东西,人教社非常满意!”他把“非常满意”四个字咬得很重,说得很清楚。因为我的样稿他们很满意,人民教育出版社就把这一套书全部交给唐老师主编,这样南山语文老师又多了一件忙且乐的事情,一做就是六本书,六个学期。
    在唐老师面前,我们始终是学生,只要是他分派的任务,只要是与语文有关的事情,他都会严格把关,尤其是外出开会,在会议上发言,他必定要求做好课件,有时三遍五遍地修改,还要求自己试讲,算准时间。今年8月第四届“人教杯”会议上,南山三位老师的发言得到专家组的好评,被称为“南山现象”。会后一起在街上散步时,唐老师表扬了我们,马蓉老师当时就笑着说:“我的发言别人怎么评价我不在乎,只要唐老师满意就好。”而我永远记得,我的稿子被逼着要求修改五遍,而且他还要求我必须对着课件试讲,掐准时间,不能超过十分钟。
    我的《美国语文教育》的写作与出版,唐老师付出了很多心血,我不能不感激唐老师。
    来到南山三年之后,我被通知有资格参加深圳市教师海外培训前的英语考试,居然考了78分,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唐老师,他很高兴,当时他就说:你将是南山区享受海培的语文教师第一人。当我正式被通知成为海培学员之后,他便交给我任务,施加压力,从美国考察回来,他就要求我给全区中学语文教师做了关于美国语文教育的讲座,要我为老师介绍美国语文教育情况。其实,在美国考察的时候,我并不知道自己究竟能搞出什么名堂,更不知道我怎么去写美国语文教育。我把自己思绪混乱的提纲发给唐老师看,他们立即帮助我整理思路,提出建议,最终迫使我在十分艰难地完成了美国语文教育的写作,如果不是他的期待,不是他的引导,不是他坚定不移地认为做这件事情“有意义”、“功德无量”的话,或许,我的《美国语文教育》早就胎死腹中了。因为做这件事情非常艰难,美国五十个州五十套标准的杂乱无章,成堆的英文资料,散乱的零零星星的片言只字,如何才能组成系列的像后来这样十一个章节的符合中国教师思维方式和阅读习惯的书稿?我痛苦过,烦恼过,几次想到要放弃,毕竟,没有它,不写《美国语文教育》,我也照样活得很快乐,很浪漫,很光荣,很幸福。可是,唐老师不答应,他认为我必须做,必须把它进行到底。有时是鼓励和期待,有时便是强制加逼迫。当我灰心,气馁,犯难的时候,他便鼓励;当我粗制滥造,胡乱地写的时候,他是毫不客气地批评。我的美国语文教育,历时两年,六易其稿,增删数次,他都提出自己的宝贵意见,向外宣传推荐,他也是煞费苦心的。从上海教育出版社,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到最后被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欣然接受,最终付梓出版,唐老师费了很多心思。
    从美国回来之初,有一次去办公室请教问题,跟他谈起有关写作内容,他便带着鼓励的语气预测道:“明年将会刮起一阵爱娣旋风!”从来对名利无所求的我,认定自己是笨拙的无名小卒一个,微尘一介,怎么会有旋风刮到我头上呢?对此,我不置可否,以为唐老师比我还可爱,很有理想色彩。其实直到今天旋风也没有刮起来,只不过,它的影响却在渐渐地扩大。
    美国语文教育即将付梓出版,出版社希望扩大书的影响,希望我找些名人写序,而唐老师告诉我“不必找”,理由是,第一,你认识的名人不多,他们不了解你和你的美国语文,第二,他非常看好这本书的价值和质量,因此,决定素打扮,不请名人写序,不请名家推介。但是,书稿一旦出版,他便不断向外推荐,希望在全国语文界产生影响。当学校决定为我的书举行首发仪式时,他非常支持。从各地语文界权威人士手中,搜集评价文字,因为都是朋友间的阅读与观感,不是应付媒体的采访,于我,那些评价非常真诚而珍贵。唐老师还亲自为我的首发仪式撰写对联:“以开放的视角关注前沿,以科学的态度创新教育”。
    在《美国语文教育》首发仪式上,深圳市教育局唐海海副局长这样评价南山教育:“南山为什么能够创造教育奇迹?因为有一个团队,而这个团队共同的特点是有理想、有追求,而且是一种追求卓越的追求,同时这儿有一批博大精深的、真正优秀的大师。”在这批优秀大师中间,唐老师则是给我帮助最多影响最大的一个人。今天我仍然可以这么说,没有唐老师的指导,就没有我的《美国语文教育》。
    《美国语文教育》出版之后,我都不想再回首,再作深度思考,因为我付出的心血太多太多,我要报复一下,不去理它。而唐老师一旦有机会,便帮助我提升对美国语文教育的理性认识,有一次他拷问我:“美国语文教育最大的特色是什么?”我竟一时语塞,说“不知道”,然后他告诉我:“美国语文教育没有奇迹。”呵呵,原来这不是后记里的第一句话吗?然后他给我分析“没有奇迹”的理由。
    唐老师把南山语文搞得风生水起,培养了一些实力派,以及他自己在全国中语界的影响,统统都不是吹出来的,而是像钢铁一样是炼成的,正如他自己所言,“要用事实和实力说话”。
    如今,唐老师即将六秩荣退,为他开个研讨会,做个纪念册,无论如何也不过分。于是,当建伟把第一个电话打给我的时候,我表示鼎力支持。可是我的软弱笔力,无法概括唐老师的业绩和贡献,无法表达唐老师在全国中语界的影响,更无法书写站在我们面前的高高大大的唐老师的形象,只能借助回忆的点点滴滴,表达一份感激之情。于是,我怀着一颗后生的虔敬之心,把一页页短信发往全国各地,恭请诸位名家大师书写他们眼中的建新老师,这便在收获感动的同时,收获了唐老师从事教研工作30年的累累硕果,收获了30年来他与各地新老朋友建立的深情厚意!
    为唐老师退休开个研讨会是众望所归。早在2009年5月,孟素琴老师就对我说过:
    “给唐老师开个会,很有必要。像唐老师这样的‘区’教研员,这么有思想、这么有研究成果的,太少了。
      其实,开某位同志的研究会,受益的,将远不止这一个人。”
    孟老师还说过:“唐老师的思想影响了很多人。我对他很钦佩。”
    作为特级教师、河南省教研员的孟素琴老师能如是说,作为后生的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敬佩唐老师,不在他退休之际为给他做点什么呢?
    来到南山这十年,遇上唐老师,是我的幸运。他让我觉得教语文原来这么有趣,其中大有学问,语文教学值得我一生去爱,用一生去追求它的理想境界。
    敬爱的唐老师,壮辞巴蜀,源在仁寿,承天府之恩泽,聚夫子之才德,享语文事业之清誉。德馨南山,惠及语文宾朋;培养青年,彼其教学大赛显身手;领先课改,执教学研训之牛耳;指导科研,高瞻远瞩,凝聚期待,促成“南山现象”之存在。
    敬爱的唐老师,家住阳光棕榈园。寂寂寥寥棕榈居,年年岁岁一房书;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您有夫子之心,却无垂老之颜,您对语文事业的追求,您对我们语重心长的批评和谆谆教导,亦如芝兰之香,永远萦绕在我们心头。
    祝唐老师身体健康,壮心不已,永葆乐观情怀。韬光养晦之余,依然不吝赐教,笔耕不辍,宝刀不老,为语文事业奉献更多更闪光更智慧的教育思想!


2010年12月5日深夜

推荐:六字真诀与不言之教 ——兼怀念两位尊敬的师长

推荐:六字真诀与不言之教


                             ——兼怀念两位尊敬的师长


张玉新


成长离不开别人的帮助,职业发展更离不开高人、贵人的指点。在我成长的过程中,不能不提我的两位尊敬的师长,也借此对他们表示深切的怀念。


六字真诀练技艺


1985910是第一个教师节,学校首次组织青年教师拜师活动。大家都不好意思主动选师傅,同年级谁年长就拜谁。我很快就弄明白学校教师的情况,私下里把人分成四类:甲类有能耐没脾气,乙类有能耐有脾气,丙类没能耐没脾气,丁类没能耐有脾气。甲类可遇不可求,碰上乙类就算幸运了。


恰好有一位属乙类的老师,同我年龄差距在全组最小——比我大16岁。他对我说:“兄弟,多大了?”我说:“22了。”他说:“我他妈回附中教书时已经38岁了,这小青年儿,38岁还不得成精了!”借他吉言,我恰好38岁那年评的特级,虽然我并不认为评上特级就是成精了。


这一番话让我好奇,他身上有一股匪气也觉得过瘾,让我想起京剧《连环套》里的窦尔墩。看他的模样仿佛是生产队长,衣着不讲究,矮胖的身材走起路来有些,稀疏而软的头发紧贴在头皮上,圆而扁的脸。虽然一副深度近视镜架在鼻子上,但总难和斯文联系起来,因为他的话语里国骂不绝,而且声音洪亮,有时骂着骂着还莫名其妙地汗流满面。但是从言谈可知此人才华横溢、记忆力超群;进而知道他也是师大附中学生,1965年也就是“史无前例”之前,他看到王光美同刘少奇出访印尼的照片骂王光美是“娘们儿”,被他的班主任老师抓住把柄,受到“处理”,考上大学没有录取,便响应伟大领袖上山下乡的伟大号召到了河北农村务农。虽然下乡才一年刘少奇就被打倒了,但他因言获罪的遭遇并没有得到及时改正。一晃就到了1979年,落实政策承认他1965年的学历,插入78级读书,毕业回母校任教。


《长春日报》曾发表他的班主任老师写的题为《我是怎样帮助李光琦转变的》的文章,我眼前的此人就是当年被他的班主任“帮助”的李光琦。


我就说通了校长,强调如果拜师徒有虚名还不如不拜,并趁机举例我要拜就拜李光琦。校长同意了,李光琦成了我的师傅,我成了他的第一个徒弟。


我最为受用的是他送我的“六字真诀”,他说:“兄弟,在这里混,首先要长能耐,能耐长在自己身上谁也抢不去;其次立规矩,立下啥规矩是啥规矩。”


除了这“六字真诀”让我明确了当时的奋斗目标外,另一个受益是他为我提供许多上公开课的机会。我在同龄青年教师中上公开课次数最多,这一方面是客观因素,我是语文组最年轻的,比我大的都40岁以上,没心情参加赛课;另一方面就是他的极力推荐,因为我是他的徒弟,他“护犊子”。而我的每一次公开课都得到他精心指导,真像当年京剧科班里师傅为徒弟说戏那样亲传亲授。但他指导我时往往在他相对空闲的时候,比如外面的课不多,酒席不忙的时候。可是到了这时候也就是赛课的前夕了,给我留下消化理解的时间所剩无几。我就必须在短时间吃透他的设计方案,同时必须暗暗地加上我个人的“绝活”,还要不露痕迹。京剧表演把演砸了叫“砸锅”,我不想“砸锅”;把名角因故不能出演而临时抓人顶替叫“钻锅”,我平时刻苦磨练自己就是为了随时的“钻锅”。我能够较好地理解他为我设计的方案,并能落实到课堂。他的设计体现的是他的教学风格,依据是他自己的专长;我就不自觉地熟悉了他的风格,并颇以为是“李光琦第二”而自豪。我几乎不听他的课,一方面是排课冲突,另一方面是我最讨厌听课。所以我在他的宏观指导下自悟的多,建构的也就渐渐多了。


我知道了每节课(尤其是公开课)不能有多个中心,必须有一个高潮,要在设计时预先考虑到;上课像写文章一样,不同人有不同风格,因此要知道自己适合那种风格。


我的师傅是一个复杂的人,他扬言用在语文教学上的工夫不到三成,他是“用玩剩下的”来教语文,教师职业仅是他的谋生手段之一种。他文章写得好,有学问,又有丰富的社会关系,他悠游在学校和社会之间。我出身社会底层,有市井气,也有匪气,一下子就同他那燕赵任侠之气与东北的匪气合流,且颇为自豪。后来我注重课堂大容量、快节奏、灵活多变的教学风格,纵横捭阖的论辩气势,大多受到他的影响。


我也是个性极强的人,我没有社会经历,不复杂,也就不能全学他那一套。尽管在教学技巧上获益匪浅,但最受用的还是“长能耐,立规矩”这六字“真诀”。在不断地“长能耐”的过程中,也开始旗帜鲜明地“立规矩”,立属于自己特色的规矩。


 


不言之教悟师道


我经常在知识和教学认识上与别人“交恶”,“战斗”精神生猛。我率真、执着的个性也不断走向极致。


我的教学水平也同样在茁壮成长,成为语文教学的多面手。学校每学期举行一次教学百花奖活动,青年教师上课,全省同行听课。我的课就是在师傅李光琦的指导下不断推陈出新,一时在省里声名鹊起,创出许多新课型。有一位闻名全国的语文教育专家每次我上公开课他都来听,而且听完我的课就走,却一次也没有评过我的课,遇到熟人还说:“我来听张玉新的课。”


他,就是张翼健先生。1963年也就是我出生的那一年他大学毕业回到母校东北师大附中任教,19854月,在教了23三个年头的时候离开母校,调到吉林省教育学院工作,离开时他是语文组长。而我,19857月分配到师大附中任教,同先生只差三个月没能在学校相遇。后来,200411月,我在这里教了20个年头的时候,也调到吉林省教育学院,离开时我也是语文组长。这是后话,按下不表。


我师傅可以跟你称兄道弟,但骨子里把徒弟视为附属品;你可以和他以朋友相处,但骨子里他是爹。翼健先生则是那种你可以和他成为忘年交,可以产生兄弟般的情谊,父子般的情分,师生般的友谊的人;他绝不计较名分,也不计较实质,管他是什么,只要你自己认可,他不会干涉你。他绝不主动把你揽在他的羽翼之下,你硬要偎在他的羽翼之下他也不会把你推出去。


与我师傅的耳提面命不同,翼健先生几乎没有对我进行过“面授机宜”的指点,也没有当我的面夸赞过我,我们都认为没有必要。我的那点水儿他都了然,却在为我编著的《文言文学习手册》的序中给了我鼓励:


从这本书可以看出他有这样几点很值得广大青年教师学习:一是不懈地广博地学习以使功底深厚,这是努力提高自己以成为一个好教师的根本;二是认真动脑深入钻研以提高能力做到教学游刃有余,这是提高教学质量与效率的前提;三是不断探索独立思考以形成自己的见解与风格,这是使教学真正成为艺术的关键。


1996年我有争议地被任命为语文组二副,翼健先生告诉我不能搞一言堂,要百家争鸣,还给我讲语文组当年的争鸣盛况。我开始尽量不上大型公开课,为青年教师提供更多的机会。我是翼健先生关注的典型之一,他还关注许多可造就的中小学教师。


从此,我作为语文教师和教研组二副,我的“独善其身”的追求开始转为“兼济天下”。


在每周一次的语文组会上,我只要请他,他必到,而且我称呼他“语文组前组长”他十分受用,给我们办的《教学札记》写的序落款是“附中语文组前成员”。他关注着我的发展,通过关注我关注着语文组的发展。然而他对我的爱重,包含深深的母校情结,在某种意义上说,我无疑是被先生认作他在附中的继承者。他曾经狠狠地表扬我一回,这就是我的学生们出版的“中学生作文阳光书系——新人文作文”的序言(此文见“师说”部分)。这是先生留给我的珍贵评价,今后,就是想听他批评都没有机会了。


如翼健先生所言,我总主动找他交谈,用这种方式请教。他不是好为人师的人,从不主动告诉你应该怎样,你如果想知道自己的想法、做法正确与否,你就要陈述且看他的表情。如果你做得对,他可能没有什么表情,但一定专注地看着你;如果你做得不对,他可能很平淡地说:“你要这样这样做,是不是更好。”在与他的交谈中,我了解了语文组辉煌的过去,了解了前辈的功底学识。这也成了给自己学问技艺定位的标尺,让我时刻感到自身的缺失,因而能不断进取。然而,除了翼健先生谈到的我因为参加骨干教师国家级培训而不能为我的教改验收这一客观条件之外,我的主观因素更为关键,我的性格导致了“散装”特点,不能变成“瓶装”,那样太难受。我不愿意成为所谓的典型。这也因为我的发展一路平顺,没有什么坎坷,也没有过于感到生存资源的匮乏,也就不愿意因为被需要而上台说些肉麻的话。我教我的语文课,顶多当个弼马温。我有顽强的生存能力,不怕被棒杀,当然也不甘被捧杀。


我曾经用这样的话鞭策自己和全组的教师:我们站在山峰上,并不说明自己是巨人;我们考量个人的分量,必须减掉学校品牌赋予的附加值。就教师个人功底学识而言,横向看,我们或许是高峰,但纵向看,我们或许是低谷。我没有辜负先生的期望,我把语文组建成了“吉林省语文教育的一面旗帜”,这是先生的评价。


他之相人,惟视其长,不计其短。有人说,好人自然说他好,坏人也说他好。我问了他这个没法回答的问题。先生从听课本上翻出了一页,上面记着一个故事,大意是说在天堂的门口排着很多人,突然天堂的门关上了,因为名额已满,其他排着的人就只好下地狱。先生平静地说:“你怎样区分好人和坏人?”去年9月,翼健先生去世了。现在,我只能说,以不言之教使我受益终生、使我成为语文教育的乐之者的翼健先生,在天堂安息吧,我坚信他不必排队。


    两位师长一位传授我教学的技艺,一位点拨我教育的真髓,这对我的成长都不可或缺。两位先生都于近年仙逝,借此机会,以我今天的茁壮成长告慰他们。


 


 


师说


                                 说说张玉新


张翼健


玉新是我离开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后来校任教的。认识之后,他常来我家里长谈,有时直至深夜。当然他说得多,我说得少——性格使然。我是愿意和青年人一起谈话的,慢慢地,我觉得玉新与一般青年教师有不同的地方。一是他的思想很活跃,虽然刚刚走上讲台,但经常想问题,有的见解深刻而犀利。二是对于学生教育与语文教学,我们有许多认识很默契,我很惊异于他在短短几年内就达到甚而超过我经历了二十多年才得到的认识。三是我虽然说得不多,他却真的常常入心,这当然不是我有什么真知灼见——我只不过是说说一个过来人的肤浅感觉而已,而是他真的有一种出自内心的求知态度,这和一些表面唯唯诺诺,作出一副虚心样子的青年人实在大不相同。


他的教学很有创造性。正如他自己在序中写到的,学生写作能力有如此大的进步,是因为他没有按现在一般模式那样去教作文。他从初一开始强制学生写日记,写读书笔记,要求学生写真话,写自己的话,然后与学生进行笔谈,这是极有效果的作文教学。他的阅读教学也非常新颖,常常不循旧规。一次东北语文年会让他出一节课,他上的竟然是谁也不敢上的京剧《打渔杀家》,自然不会去搞分段,概括段意,中心这套玩意儿,兴之所致,课堂上他唱起来了。他对我说,有时上课没有教案,或者只写了聊聊几字。我当即表示赞同而且欣赏。当然这不是说没有认真备课,恰恰相反,只有做到把课文研究到烂熟于心的时候,才敢这样“胆大妄为”。我总以为,那些只有照着教案才能讲课的人不会成为好教师。


玉新已近不惑之年,他的教改实际上是相当有成绩的,并不比国内一些典型差,遗憾的是,由于他要去参加国家骨干教师的培训,对他实验的验收只能作罢。


 


 


 


 


个人简介:


张玉新,中学任教二十年,评了特级,过去时;吉林省教育学院任教已五年,晋了教授,不称职;全国中语会学术委员,虚职;底子就是中学语文教师,不过时(吉林省首届学科带头人、省首届科研型名师、省首届“双十佳”优秀教师、东北三省首届十佳语文教师)。著有《高中语文教育评价》(东北师大出版社)、《张玉新讲语文》(语文出版社)。


 


 


说明:


张翼健先生是全国中语会副理事长,中语会发起人之一,全国著名语文教育专家,吉林省教育学院副院长,2008918逝世。